众所周知，在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方式，企业毫无权力和活力可言，只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做被动的运动，完全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就必须扩大企业的权力，这是首要的前提条件。为了适应实践中的这种需要，在理论上提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理论，以此作为扩大企业自主权、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理论依据。不可否认，“两权分离”的提出，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它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但是，也应该看到，“两权分离”理论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已经包含了矛盾。

我们知道，企业的自主权并不限于经营权和生产管理权，还要包括在产品定价、订货、处置生产资料、资金使用、劳动安排、奖金分配等方面的权力，也就是说，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都要有相应的权力。这一点，在1983年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十条扩权规定》中已经表现出来，而在1984年5月10日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中，则更为具体化了。例如，《规定》指出，在生产经营计划方面，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和国家供货合同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安排增产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在产品价格方面，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20%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定价；在产品销售方面，除国家特殊规定的不准自销者外，企业分成的产品、国家计划外超产的产品、试制的新产品、购销部门不收购的产品、库存积压的产品等，企业都可以自销；在物资供应方面，对于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在订货时企业有权选择供货单位；在资产处置方面，企业有权把多余、闲置的固定资产出租或有偿转让。如果不带任何理论偏见的话，我们从以上的内容就可以看出，在生产资料方面企业实际上已经拥有了部分所有权。而按照“两权分离”的理论，企业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属于国家。因而，“两权分离”理论自身就有了矛盾，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引起了“所有权缺位”的现象。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所有制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所有权体现在劳动者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因而所有制既是生产过程的前提，也是生产过程的产物。没有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所有权，也没有脱离所有权的物质生产。物质生产过程是所有权的物质基础，脱离了生产过程，所有权就成为空洞的毫无内容的所有权。按照“两权分离”理论，国家拥有所有权，企业拥有经营权，这就使脱离了经营权的国家所有权成为虚幻的所有权。实际上，情况也正是这样，我们看不到哪一个人代表国家的利益，也看不到哪一个机构能够行使国家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国家的所有权看不出来了。一方面国家没有得到所有权，而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也没有所有权，这就出现了“所有权缺位”的现象，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出现了空白点。

“所有权缺位”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www.daowen.com)

第一，“所有权缺位”造成了行政手段的强化。在存在国家所有制的条件下，国家具有双重的身份，一是作为全民生产资料所有者代表的身份，二是作为政权代表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所有者的身份是政权身份的经济基础，而政权身份又有助于维持和巩固所有者的身份。在国家的利益无人代表、国家的所有权无从体现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以政权的身份出现，采用行政手段实现国家的所有权和国家的利益，用强制手段来保证国民经济在宏观上的协调一致。在目前微观搞活而宏观管理措施跟不上、经济杠杆还没有被切实有效地运用起来的条件下，国家的各项宏观政策就不能不带有行政色彩。

第二，“所有权缺位”造成了企业内部自衡机制的弱化。企业是能够自我运动、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活的经济细胞。企业在市场的竞争中，不仅要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还要能够得到发展。企业不仅要扩大生产规模，还要改造技术装备、增强企业的实力。这就需要企业在生产稳步增长的基础上不断增加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但是，在现实中，企业却是一有钱就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给职工发钱或发实物，而不愿意去增加积累基金，企业内部的自衡机制失去了作用，可以说这是我国出现消费基金膨胀的重要原因。那么，为什么企业只顾眼前利益，而不愿增加积累基金呢？这是因为企业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企业增加了生产资料，扩大了生产规模，更新了技术装备，但结果是所有权完全属于国家，企业在增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因而自然对增加积累不感兴趣。由于缺乏所有权，企业的自我控制功能弱化，企业内部的运行机制出现了紊乱，促使企业只顾于追求短期收入的最大化，而不愿意考虑以后的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