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遵循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的核心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实施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对我国的生产力进行均衡布局，由此形成了具有行政色彩的大区协作经济格局。大区协作经济格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初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为尽快恢复生产力、实现生产力均衡布局，以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为基础，新中国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六大经济协作区，由此开启了大区协作的经济格局。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六大行政型经济协作区促进了区内外的分工协作，但尾大不掉的问题使这种经济区划只有短暂的历史。六大行政型经济协作区在“一五”时期（1953~1957年）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二分”经济格局所取代。此时，我国领导人已经看到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严重性，加上朝鲜战争对沿海工业的威胁，苏联援建项目的布局点均选在了广大的内陆地区。“二五”时期（1958~1962年），为平衡我国的经济布局，发挥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加强沿海与近海地区的工业基础，发挥沿海工业的带动作用，在沿海、内陆“二分”经济格局的基础上，党中央把六大经济协作区的中南区拆为华中、华南两个区，并选取八个城市作为各大区的经济中心城市^[26]。“三五”时期（1966~1970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关系破裂使我国周边局势骤紧，出于国防需要，中央把全国分为一线（沿海地带）、二线（中间地带）、三线（战略大后方）三个建设区带，实现了我国工业布局重点向中西部转移、生产力均衡布局的战略目标。“四五”时期（1971~1975年），为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央领导人将国防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融合，在既成的十大军区的基础上，勾画了十大区域协作的经济格局^[27]。“五五”时期（1976~1980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经济体系。^[28]此时的大区协作经济格局的行政色彩趋于弱化，六大区域版图的战略性提出凸显了中央发展意识的转变，以及劳动地域分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www.daowen.com)

以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为指导的大区协作经济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缩小了区域差距。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一大批现代化工业的下放，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人才等资源的支援，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地方经济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活力，帮助中西部地区建立了较完善的、有特色的工业体系，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地外部条件。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嵌入式”的现代化工业与地方经济的融合程度较低，对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强，而且“输血式”的支援在培育少数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同时，行政色彩浓厚的大区协作经济格局将原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分割为条块，阻碍了劳动、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等生产要素只能依靠行政指令调拨，价值规律完全失灵，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的低下。此外，内陆地区的工业多以矿产资源采掘业、能源加工业、原材料初级加工业为主，沿海地区则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这种垂直型的分工体系，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由此形成的“剪刀差”严重损害了内陆地区的利益，形成了内陆地区长期发展的瓶颈。因此，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情下的产物——大区协作经济格局是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在我国教条化的实践，虽然顾及了生产力均衡布局的公平，但这种公平背后的效率代价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