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我国生态困境下的经济发展

我国生态困境下的经济发展

时间:2023-06-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对生产中蕴含的生态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相对滞后,没有适时地运用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如今,环境问题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加突出,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新的困境与难题。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相互适应和协调。城乡、区域不平等的发展格局造成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

我国生态困境下的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进程,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就从未中止过,对生产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对生产中蕴含的生态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相对滞后,没有适时地运用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如今,环境问题凸显,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加突出,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了新的困境与难题。高投入、高消耗、低收益的发展惯性造成资源消耗严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系。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相互适应和协调。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生产力薄弱,生产与生活水平极其落后,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实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赶超战略,与当时国家自然和社会环境极为不符,只能通过高投入、高积累来推进生产。而技术的落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的封锁以及对成本收益认识不足,又造成我国生产效益低下。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仍未摆脱高投入、高消耗、低收益的发展惯性:经济增长通过高投入来推动,而低收益又促使更高的投入来维持增长,产生更高的消耗,形成一个以资源加速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怪圈”。随着国家物质基础的不断累积,对资源的需求愈加扩大;而低端的产品制造和有限的资源利用率使我国单位能源产值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1)。2012年,我国每万吨标准油产值为0.3亿美元,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2%,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仅为美国的42%,德国的28%,日本的24%。在现有的发展方式下,资源约束日益趋紧,我国将陷入资源需求越大,资源消耗越高,资源供给越少的恶性循环中。要打破这一循环只有以优化投入结构、降低消耗、提高收益等策略及其组合作为突破口,创新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

表1 2012年中国能源消耗与其他国家比较情况

数据来源:由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计算得来。

高排放、高污染、低标准的发展形态造成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威胁人类健康发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排泄物是污染的主要来源,他指出:“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56]而我国高排放、高污染除了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带来的生活污染物外,更多的是由于生态低标准下的工业污染与城市污染的加剧。生态低标准体现在生态环境要求的低标准以及环境监督和管理的低标准。生态低标准带来污染的低成本,最终导致污染和排放的进一步增加,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如今已经演变成土壤、水资源以及大气污染等为代表的立体的、复合污染系统。(www.daowen.com)

优质土地迅速减少,土地污染严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人均耕地1.59亩,下降到2009年的1.52亩,明显低于世界人均耕地3.38亩的水平。我国已有5000万亩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不宜耕种,加上因开矿塌陷造成地表土层破坏、因地下水超采,已影响正常耕种的土地,全国适宜稳定利用的耕地只有1.2亿多公顷。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更是高达19.4%,地膜覆盖面积超过两亿亩,世界排名第一,严重污染土地。[57]水资源污染持续恶化,七大水系均被不同程度污染;超过2/3的河流被污染,地下水资源污染形势严峻,2008至2010年间,通过对全国31省(区、市)69个城市地下水有机污染物的检测发现,64个城市的地下水样品中至少有一项有机污染物,占检测城市总数的92.8%。空气污染近几年也呈现井喷态势,以城市雾霾为首的空气污染正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环保部对161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控,有超过50%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中、重度污染城市超过1/5。环境破坏已转化为人类生存环境与自然环境同步恶化。近年来,污染事故往往出现在贫困农村地区,严重地危害当地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更加深重的贫困;癌症村的出现对我国现有的高污染、高消耗、低标准的经济发展形态提出严峻挑战。

城乡、区域不平等的发展格局造成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在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城市发展成为国家发展重心,城乡的割裂已经超出了马克思所描述的“二者的早期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撕断了”[58]范畴,不断压缩农村的发展机会来帮助城市进行要素累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把农业的剩余转变为工业的积累,使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城市建设以及利用农村土地进行城市扩张。城市与农村的分裂进一步加深,具体表现为城乡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3.23∶1。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我国近10年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高于世界0.44的平均水平。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迅速扩大:东西部地区2002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差为3200元左右,到2012年已扩大为8900多元。社会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村的进一步分化,城市内部新的阶层分化以及区域间的分化。城乡对立的新发展严重破坏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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