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今后发展的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贫困地区大都处于深山区、高原区，甚至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因此，扶贫开发中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显得意义尤为重大。

扶贫应从停止破坏生态环境开始，已逐渐成为共识。20世纪80年代，陇中干旱地区18个县的99万农户，有70万户平均缺柴少煤5个月以上，而乱砍滥伐仍在继续。甘肃省有关部门当时粗略估算，仅解决做饭取暖问题，就需资金6500万元、粮食1亿斤。窘迫的现实和摆脱贫困的压力成为当时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道难解之题。

据统计，1982年全国人均分配收入在50元以下的县有12个、人均分配口粮300斤以下的县有128个。甘肃多个县处于这类水平，“一哄而上”或“撒胡椒面”式的扶贫显然不行。

要想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必须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为此，甘肃省委成立省地县联合调查组，组成一支777人的庞大队伍，将18个县划分为干旱区、半干旱区、半湿润区、灌溉区4个类型区，进驻其中的90个典型村社蹲点摸底。调查结束后，甘肃省制定出方案：“一抓改灶；二抓种草种灌木；供煤、电炊、太阳能、沼气等办法也要搞。力争三年内彻底解决毁草毁林问题。”

【整村推进】

穷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不思变、因贫丧志。定西市渭源县杨庄乡有个光棍汉，乡上救济了他一头母牛，让其饲养下崽。他嫌麻烦，又想花钱，于是灵机一动，把牛卖掉，买回一只羊，以应付上面的检查。又过了两个月，羊也不想养了，干脆换成鸡，既省心省事，又有蛋吃。后来蛋吃完了，鸡也宰了，又落得“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他非但不着急，还自得其乐，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不会让人饿死”。

以往这种救济式扶贫模式普遍滋生了“等靠要”的惰性思想。这些“贫困专业户”，越救济越懒惰，越懒惰越安于现状，越安于现状越贫困。他们宁肯受穷，也不愿吃苦。这也是除却自然界的恶性循环之外，又一个让人颇感无奈的致贫因素。

山重水复疑无路。甘肃扶贫之路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前进的方向在哪里？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如何突破“穷”围、再续辉煌，考验着甘肃各级政府官员的政治智慧。贫困是变革的策源地，变革是战胜贫困的原动力。怎么改？如何变？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由此展开。

过去那种“人人有份”式的扶贫方式肯定不行，必须对扶贫的思路和方法重新调整。要提高扶贫效果，让真正的贫困人口受益。

甘肃省扶贫办重点剖析了曾采用过的项目管理和到村到户扶贫模式的利弊。甘肃省农村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已由改革开放初期几乎遍布全省的状况，改变为大部分农民退至贫困程度较深、扶贫开发难度大的边远山村，呈“大分散、小集中”状。

贫困人口虽大幅减少，却成了扶贫开发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现在如仍采取过去那种“撒胡椒面”式的扶贫办法，显然不行。因此，甘肃将扶贫方式转变为以贫困县为基本单元，向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转移。在总结过去经验和结合扶贫实际的基础上，“整村推进”模式应运而生。

从1999年开始，甘肃按照“一次确定、分批规划、分年实施”的办法，对全省8790个重点村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实施整村推进。

天水市秦安县郑川乡庙嘴村自1998年被列为首批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试点以来，以苹果种植业为支柱产业，建设小型提水工程，扩大苹果种植面积，增强有效灌溉，提升苹果收益，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村民王松武提起整村推进这10年来的成效，用“翻天覆地”四个字概括了他的全部感慨。

王广文也是秦安县庙嘴村的村民，他认为，整村推进的好处就是使他和乡亲们的收入从几百块钱涨到两三千元，又提高到现在的两万多元。

秦安县兴国镇镇长任晓东对此深有感触。以前这里是“山是和尚头，沟里无水流，十年有九旱，岁岁人发愁”。改革开放前，秦安县的绝对贫困面高达76%，大多数农民过着“全天两顿粥，三代一床被，草皮作燃料，洪水解饥渴”的日子。现如今，全县上下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不但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还同时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这些成果的取得，均得益于整村推进项目的实施。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博士坦言，虽然整村推进花了很多钱，但很有效果。做了整村推进的村，跟那些还没做的贫困村相比，无论是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消费增长都要快8%到10%，这是相当高的水平。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农村发展部主任苏莎蕊表示，甘肃的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已经在中国得到广泛推广，世行也在内部推广这些经验，已将其应用到其他地区，包括拉美、南美和非洲等地。“世行方面也接到了很多关于学习甘肃和中国其他地方扶贫经验的要求。他们希望将这些经验进行调整，使其适应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如今，甘肃首创的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已经从甘肃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扶贫事业中的经典案例，成为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在世界反贫困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特色扶贫】

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整村推进的扶贫模式，也在陇原大地上不断创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种新的扶贫开发模式在甘肃迅速兴起。这种扶贫新模式叫“参与式整村推进”，即政府以招投标方式确定重点贫困村后，村民们开会选出代表。这些代表与扶贫干部共同分析致贫原因，找出脱贫办法并提出开发项目，经相关部门和专家评估论证后，再由全体村民大会民主表决。最后，当地政府根据村民意愿和实际情况，制定出全村的扶贫开发规划，并由村民项目小组负责监督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方式，其核心是让贫困农民参与到扶贫开发的决策过程中，以民主的方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由原来的政府“让我干”，变成现在的“我要干”，赋权于民，还权于民，有效激发了贫困农民内在的发展欲望，还加快了他们摆脱贫困乃至增收致富的进程。相关人士分析认为，这是扶贫开发由“输血”向“造血”的重大转变。

平凉市静宁县靳马村村民还记得当年召开扶贫规划村民大会的场景。2001年10月20日，靳马村村干部在8个空水桶上，分别贴上各组代表提出的8个发展项目。这8个空水桶就变成了农民的选票箱。到会的每个村民都拿了选票——4颗新挖的小洋芋蛋。

投票开始，每个家庭代表在列出的8个项目中选出优先发展的4个项目。靳马村最后优先选择的项目是：梯田、提灌、养殖、果园。

谈到这种方式是否合理时，村民靳树民认为，这种方式真正发挥了民主，尊重了百姓的意见，是按群众的要求来办事，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所以群众对此事很积极。“实话说，由我们村民自己参与，决定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

靳马村的实践，让政府看到了农民渴望改变贫困面貌的积极性。

静宁县在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以流域为单元，以整村推进示范村为支点，举产业旗，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把产业尽量向条件相近的地域扩展，向整村推进相邻村倾斜，尽力扩大特色产业的覆盖范围。

静宁县把扶贫开发的着力点放在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上，把整区域推进定位在建设产业示范带上，初步形成了贯通南北、辐射东西的李店河流域10万亩绿色果品出口创汇基地、界石铺北山梁5万亩早酥梨、杏树经济林，雷大梁7万亩果品基地整区域推进产业扶贫示范带。通过总结完善、创新提升，在全县贫困片带加以推广，产生了较好的示范带动效应，为整区域纵深推进扶贫开发找到了一条成功路子。

有了前面的经验和基础，甘肃省的扶贫模式在不断升级，将扶贫目标瞄准最贫困的地区和最贫困的群众。减贫与开发并重，民生与发展兼顾，积极探索和实践“特困片带”集中攻坚、产业化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一系列扶贫开发新机制。

“但愿苍生饱暖”的夙愿现在终于得以实现。据了解，凡是实施了整村推进的项目村，两三年后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其中一部分实现了稳定解决温饱的目标。

联星村是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北部山区的一个贫困村，也是甘肃省中部干旱山区贫困村的典型代表。干旱少雨、自然灾害频繁、信息闭塞、文化落后，使联星村多年处于贫困状态。2003年，该村人均产粮313公斤，人均纯收入仅有1290元。

联星村被确定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项目村的2003年，彻底改变了村民的生活。3年间，联星村共完成土豆良种种植1300亩，种植优质牧草1050亩，改建养羊圈舍120间，引进小尾寒羊600只，建成沼气池102座。

此外，联星村还建成了村级活动阵地，培训农民技术员425人。现在，土豆良种基地每亩可收入650元，仅种植土豆一项，人均收入就达到1359元；优质牧草基地当年可产优质饲料80吨，可解决250只羊的饲料；小尾寒羊养殖已产羔782只，可增加收入19万元、人均收入305元；沼气池现已全部产气，预计每户一年可节约能源费用1000元。到2005年年底，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1857元，而联星村只是整村推进扶贫模式众多成功例子中的一个。

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就要让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而要减少农民，最好的办法就是劳务输转。加强劳动力的培训、输转，是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脱贫的重要途径。

“穷不会生根，富不是天生，扶贫要先‘扶智’。普普通通的农民通过技术培训，学到一技之长从而脱贫致富，这样的例子在各地不胜枚举。这也正是实行技术培训的初衷。”甘肃省扶贫办主任沙拜次力介绍道。

甘肃每年有大量无法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流向社会，这部分贫困地区农村新增劳动力被称为“两后生”。

为了给这些“两后生”找出路，甘肃省扶贫办从2007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启动了贫困家庭“两后生”技能培训工程，让他们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2009年，甘肃省扶贫办再次牵头，对扶贫和教育政策进行资源和资金整合，推动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规模化、集团化的办学路子，成立了甘肃省贫困地区“两后生”职业教育培训集团，给贫困地区的“两后生”提供了可连续享受两年的各种资助与补贴。

这艘由省扶贫办、省教育厅联合组建，130家学校、劳务培训中心等单位参加的“航空母舰”，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职业教育与贫困地区“两后生”培训的结合，为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战略性任务找到了有效方式。自2007年以来，甘肃省扶贫办已累计培训“两后生”11.3万人，其中已成功就业5.3万人。

以前卖苦力，现在当技工，甘南农民工石新感慨道：“政府的扶贫培训，是我生活的拐点。在学校里学到的技术，使我身价倍增。”

家住庆阳市镇原县临泾乡石羊村的初中毕业生慕文瑞曾一度迷茫。在“两后生”政策的帮助下，他凭着从镇原县职业教育中心学到的焊接技术，在山东青岛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找到了工作。一年后，慕文瑞已成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能拿四五千元，还给家里寄回了6万多元存款。

“一次培训，长期受益；一人培训，全家脱贫。”继“两后生”培训后，甘肃又启动了扶贫工作重点村“一村一名大学生”的培训试点工程，还对贫困地区农民开展3个月以下的短期培训，将帮扶外力变为致富内力。

有“劳务司令”之称的平凉市庄浪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兼劳务办主任马殿富已名声在外；会宁农民梁晓军打工打到人民大会堂去拉牛肉面；古浪顾兆学从保安一路做到亚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常务副总；杜学义带领乡亲打工打到国外；秦安县600多人在澳门务工；青藏铁路上的“东乡铁军”“甘肃摘棉工”“陇原妹”“天水白娃娃”“梯田人”“礼贤妹”等打工楷模更是被传为佳话。甘肃的农民正在由“苦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从“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www.daowen.com)

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带回来。许多甘肃农民依靠外出打工得到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返乡创业，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近几年，返乡创业人员共投资了5200多万元，新上项目10个，新办企业8户。返乡创业真正起到了带动一片、富裕一方的作用，也使劳务经济成为甘肃新农村建设的支柱产业。

科技扶贫加快了农业产业化的步伐。每年甘肃省贫困地区培训乡村干部1万多人，农民技术员40多万人次，每年新品种应用面积在1300万亩以上。双垄覆膜、暖棚养畜、苹果套袋、节水灌溉等农业实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除产自定西的马铃薯、陇南的油橄榄、临泽的小枣、敦煌的葡萄外，甘肃一大批依托扶贫开发带动起来的特色农业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前甘肃省委书记陆浩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只有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才会有竞争力。气候的多样性和资源的丰富性，为甘肃发展特色优势农业提供了良好条件。甘肃要扶持和培育一批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联结农户与企业、农户与市场的纽带作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水平，维护农民利益。

“这一制度有奖有罚，科学合理，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工作考评机制，提高了扶贫重点县的管理水平。”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指出，甘肃在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创造出了贫困村持续发展的新经验，这对全国扶贫开发来说意义重大。

由于整村推进效果明显，国务院扶贫办已在全国推广这种扶贫模式。同时，该模式被写入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十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至此，发端于甘肃的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正式诞生，并在实践中得到逐步完善和提高。

2004年，胡锦涛同志如此评价“整村推进”：“扶贫抓住整村推进，就抓住了扶贫的牛鼻子。”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里明确表述，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整村扶贫开发。接下来，2007、2008、2009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凡是涉及扶贫开发的内容，都提到了上述这句话。“甘肃省探索、总结出来的思路，像这样连续3年被明确写进中央1号文件里的确实不多。”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说。

整村推进扶贫模式，改变了无数贫困村的面貌。时任总理朱镕基在甘肃视察时，曾发出了甘肃终于“山川面貌改，致富路已通”的感叹。

【“双联”行动】

从整村推进走向连片开发，再到“打组合拳”合力攻坚，现在，以“联村联户、为民富民”为主题的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已拉开帷幕。

甘肃的几个重要指标依旧在全国排名倒数：倒数第一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倒数第三的是人均GDP，倒数第五的是小康进程。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坦言，如何改变现状，国家支持、争取市场当然重要，但“自己实干”也是关键。以扶贫为例，首先要梳理出扶贫思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基础设施是前提，产业发展是关键，要依靠科教扶贫，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形成长效增收机制。为此，甘肃四级机关干部要走下去联系贫困县、贫困村，对特困户实行全覆盖，省委书记带头执行。

“我必须带头，光说不练谁信服？到现在为止，这项工作已经启动实施了几个月。”王三运说，“联村联户、为民富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行动，为了不搞形式主义，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不给群众增加任何负担，扶贫干部要自带被褥，而且吃饭要交钱，这都是纪律要求。

2012年2月，甘肃省启动“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这一行动以全省58个贫困县、8790个贫困村为重点，由40多万名干部联系40多万特困户。各级单位、广大干部都有联系帮扶的对象，贫困县、贫困村、特困户都有联系的单位和干部，从参与范围到联系对象，均实现了“全覆盖”，在干部和特困户之间形成了“直通车”。这一省市县乡四级干部全面动员的行动堪称一场扶贫总攻。

干部下乡怎么帮？“双联”明确了干部帮扶的6大任务：宣传政策、反映民意、促进发展、疏导情绪、强基固本、推广典型。“双联”不光强调经济发展，还关顾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最基础处入手，从最长远处谋划，从最拿手处发力，让干部都有作为，让群众都能受益。

要使“双联”行动取得实效，必须下决心破解农村发展资金不足和农民贷款难题。为此，甘肃省财政厅与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合作，开展“双联惠农贷款”。

地处大山深处的陇南市礼县湫山乡水晶村村民杜中雄告诉《民生周刊》记者，水晶村过去是全乡最困难的村，村上一座砖瓦房也没有。这几年，通过扶贫开发，村里人用上了沼气、太阳灶，开上了三轮车，住上了新房。

和水晶村一样，陇南的很多贫困山村快速发展致富。强有力的措施，“真金白银”的投入，40万党员干部的定向帮扶，使昔日山大沟深的“穷窝窝”告别了“行路难”“吃水难”。

当记者驱车沿着新修的柏油路穿行于河川间时，车窗外新修的牛舍、新种的枣树、新建的房屋、新搭的日光温室等一一映入眼帘。庆阳市宁县扶贫办主任邓康宁介绍起这些坐落在河川间的扶贫项目，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时候建成，他都如数家珍。

邓康宁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宁县对城北河川、九龙川等贫困人口集中区实施区域连片扶贫开发，有效整合了扶贫开发资金，构建了一种“大扶贫”的新格局。

“干部走基层，真金白银随管用，真情实感更重要。”甘肃省农发办正处级调研员刘炳义说，这是他们对“联村联户”扶贫模式的理解。

在庆阳市庆城县驿马镇，“单粒精播”“叶面面包”“测土配方施肥”等新词在农民口中频频出现。村民称，这都是从联村联户下乡蹲点的干部那里学会的。

“去年我家全膜玉米单产为650公斤，今年单产可能还会高些。不过，这还不算我们村最高的。”驿马镇村民张学海指着不远处的一片玉米地说，“那片玉米今年单产至少有750公斤。”

记者询问这些技术都是从哪里学来的时，张学海和几位农民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联村联户”。“县上派干部和技术员到乡镇、村里蹲点，组织农业技术培训，直接把课堂摆到了农民家门口，农民也都愿意学习这样的实用技术。学了几年后，我们和农技推广员熟了，有了问题就直接打电话请教。名师出高徒，我也快成为农业专家了。”张学海说。

以前村民“吃粮靠国家，用钱靠救济，伸手向上，双眼向外”，最困难的家庭连盐都买不起，最“富裕”的人家也仅是吃穿不发愁而已。这是以前陇南市文县临江乡蒋冯新村的真实写照。

定点帮扶的驻村干部免费提供花椒、核桃树苗给当地村民，如今，村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吃饭都发愁的村民张发祥，今年光靠花椒就挣了6000多元。

陇南市古桃村坐落在大山深处，恶劣的自然条件“绊”住了村子发展的步伐，去年村民人均收入只有1196元。这些年，依靠产业扶贫开发，古桃村靠种核桃，找到了脱贫致富的路子。“虽然村民收入依然很低，但终究是有奔头了。”村民邱继国说。

“今年村里的核桃一公斤能卖17元，不过，比起外面的价格，我们这价还是太亏了。”邱继国分析道，“原因就是交通不便，今年外地来的客商不到10个，不但压价，还挑三拣四的。”

从古桃村到县城得翻3座大山，即使到白河镇，也只有土路。一下雨，山路泥泞，村民连下山都难。

“我们做梦都想自寻出路，可修路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新的扶贫政策中，包括我们村在内的整个陇南市都列入了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这样一来，修路肯定就有戏了。路一通，咱能不富？”邱继国说。

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定西，现在已被打造成“中国薯都”“中国药都”；在原本封闭沉寂的陇南，大红袍花椒、油橄榄也成了大产业；在革命老区庆阳，牛产业让贫困农户日子“牛”了起来……

【民生工程】

记者从甘肃省扶贫办了解到，“十一五”时期，国家和甘肃省累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135.1亿元，重点实施了基础设施建设、整村推进、产业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易地扶贫搬迁、科技培训和实用技术推广、灾后恢复重建等扶贫项目，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扶贫开发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抓扶贫就是抓民生，抓扶贫就是抓和谐的扶贫理念，扶贫责任重于泰山。关注民生、厚德载物是对扶贫开发工作的很好表述，双联行动就是最好的体现。”甘肃省扶贫办主任沙拜次力说。

十八大之后，甘肃各级党委、政府就今后的扶贫工作做出了新的思考。

十八大代表、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谈到如何结合十八大会议精神、深入抓好甘肃扶贫工作时表示，在甘肃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期间，就提出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十八大报告出台后，这个话题又成了焦点。

王三运表示：“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战略部署，特别是提出了2020年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等奋斗目标，这是统一意志、凝聚力量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在今后的工作中，甘肃上下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凝心聚力加快转型跨越，坚定信心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以人为本增进群众福祉，努力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新甘肃。”

面对差距，王三运也表明了对于未来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他说：“实际上，甘肃是非常美的，也是非常有潜力的，资源非常丰富。只要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并推介出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关注它、参与它，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甘肃、小康的甘肃一定会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组织学习十八大会议精神期间，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副省长李建华表示，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这意味着十八大对“三农”问题将继续给予高度关注，“三农”的发展前景将更加灿烂美好，“三农”工作也更加大有可为。

十八大代表、陇南市委书记王玺玉在谈到扶贫、脱贫问题时表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领悟、贯彻十八大会议精神，结合陇南实际，尊重科学，遵循发展规律，适应环境变化，转化政策机遇，精心谋划争取项目，科学有效实施项目，确保投资持续增长。

十八大代表、天水市麦积区曹石村村支书刘田家表示：“我只是一个最基层的农民，我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就是只有科学发展才能创造美好生活。你看，我们村子就是鲜活的范本。”

刘田家是一个种了30多年田的农民。30多年来，虽然地还是那片地，但地里种的东西已不再是麦子、玉米、土豆等单一的农作物，而是品质很好的“花牛”苹果。“这些年，我们农民也有了科学发展的意识，看到了科学发展带来的实惠。十八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我的心里踏实了。”刘田家说。

礼县白河镇古桃村村支书邱继国谈到脱贫致富，首讲十八大：“虽然咱没能去北京开会，但我可是关心得很。你看十八大报告中说‘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不就是针对我们贫困地区的吗？”邱继国坦言，“村里人盼着国家对我们的扶贫开发力度更大一些，要不然，咋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