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积极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2]应在强调党政主导的前提下，将人大政协、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化力量统筹协同起来，使之在中国大陆劳务移民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一）整合人大、政协治理力量

人大、政协分别是中国大陆的权力机构和政治协商机构，也是中国大陆劳务移民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应当进一步整合人大、政协力量，参与中国大陆劳务移民社会治理工作当中。对于人大而言，应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联系广泛的优势，将关注领域拓展至劳务移民群体，并经过深入调研、代表视察、执法检查等日常工作形式，了解劳务移民的所想、所急、所盼，通过议案建议和审议发言等形式，反映到各级人大、政府的决策当中，为劳务移民社会治理贡献力量。对于政协而言，应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群众的广泛性、社会交往的包容性、研究问题的专业性、政治身份的特殊性、利益表达的便捷性、解决问题的实效性等独特优势，加大对劳务移民问题的关注，深入开展专项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和提案为党委政府对劳务移民治理问题做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二）增强群团组织治理能力(www.daowen.com)

工会、共青团和妇联，是中国大陆三个最重要的群团组织。应通过创新工作范围和工作方式，进一步增强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参与中国大陆劳务移民治理的能力。对于工会来说，一方面应深入开展服务劳务移民的基层活动，把更多的资源、精力和政策倾向基层，努力为劳务移民提供多层次、全方位、全员化的服务，使劳务移民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贴心和关心，另一方面应主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职工，调查了解劳务移民所需所盼、所愿所忧，当好劳务移民合法利益的代言人，发挥好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劳动关系等方面关系的功能。对于共青团而言，应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时期青年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加快自身角色从仅仅帮助党委政府管理青年人员的辅助性角色，向引领青年劳务移民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主体性角色的转变；扩大工作覆盖范围，从主要关注和服务精英青年，向扩延到包括青年劳务移民在内的广大普通青年转变，并为青年劳务移民在就业创业、成长成才等方面提供多样化服务。对于妇联而言，一方面应在国家妇女政策法规及发展规划制定中，将女性劳务移民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充分考虑女性劳务移民在社会发展中的权益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将工作关注点拓延到劳务移民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有妇联特色和传统优势的家庭领域，围绕劳务移民家庭文化、家庭教育、家庭服务等领域开展工作，特别是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群体提供针对性服务。

（三）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作为社会治理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组织能否承担社会治理功能，是社会治理能否实现预定目标的关键。^[3]在中国大陆劳务移民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不仅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也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能量。近年来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简化审批手续之后，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等类别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为中国大陆城乡社会治理提供了大量的组织载体和活跃因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人对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认识不到位；社会组织结构失衡，特别是和劳务移民相关的社会组织发展还比较薄弱；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定位不清晰、人才不专业、自律机制不完善；对于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不到位等。应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培育发展劳务移民相关社会组织：一是优化和劳务移民相关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分类管理，大力扶持劳务移民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展；二是构建劳务移民社会组织的联动监管机制，科学合理地确定评估办法和标准，引导和规范劳务移民相关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三是创新劳务移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激励机制，制定激励社会资本支持劳务移民社会组织发展的财税政策，建立劳务移民社会组织发展基金，鼓励企业等加大对劳务移民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四是政府应设立劳务移民相关社会服务项目，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劳务移民社会治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目前一些境外社会组织已经进入中国大陆，应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依法引导和规范境外社会组织在大陆开展活动，扬长避短，兴利除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