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社会福利、教育、就业等各方面的权利,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几经转变趋于定型,形成了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二元管理结构,这种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这里将从户籍制度形成的历程来阐述户籍制度对劳务移民的影响。
(一)户籍限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流动比较自由,那时候也确立了户籍工作的基本原则:保证人民居住迁徙自由。户政建设也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强调要从城市到农村建立完整完善的户籍制度。1950年,公安系统在内部颁发了《特种人口管理暂行办法(草案)》,正式开始了对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这是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的起点。1951年,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首先把眼睛向下,搞户口调查”的指示,公安部制定并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基本统一了全国城市的户口登记制度。农村的户口工作从1951年开始试建,先从集镇开始,逐步推广。[10]
随着人口工作的逐步完善和推进,195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后来国务院又颁布了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从此开始以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大指标来做人口统计。在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往外移,对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盲目流动现象,当时称为“盲流”。在无法劝止“盲流”的情况下,国家开始出台相应法规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由此,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最终引入了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功能,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的二元户籍管理方式。
二元户籍的管理方式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得到了加强,并且随后城市户口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福利待遇,户口的登记注册功能向利益分配功能异化,这成为阻挡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又一藩篱。在二元户籍的管理方式下,城市户口的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人人觊觎一个城市户口。于是,在这样一种尝试的户籍管理方式的影响下,城市户口很自然的在人们头脑中有了一种神圣的地位,这对后来劳务移民迁入城市后对户口的态度是有很大影响的。
(二)户籍松动
改革开放以后,为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户籍制度才得到一些改革和调整,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农转非”政策才有所放宽。那时候的调整都是小范围内的,比如:解决双职工的两地分居、对煤矿和井下工等特别艰苦的行业实行“农转非”的鼓励政策以及行业内人员的配置等。(www.daowen.com)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单纯工业化路线逐渐得到改变并明确了重新启动城市化的发展战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流动和人才流动速率也日益加快,这自然就对城乡分隔的户口迁移政策提出了挑战。于是户籍制度又开始松动,并且提出的一些新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鼓励科技人员的合理流动、调整“农转非”政策,实行“自带口粮户口”和身份证制度等。
这一个阶段是劳务移民的繁荣阶段,这无疑跟户籍制度的松动有着密切关系。但是,这个阶段又是劳务移民迁入城市后问题频发的阶段,这就自然也就更迫切地要求社会的治理,以建构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户籍消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改革目标,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出现了迅速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趋势,人口流动也大规模增加。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旧的户籍制度已经没法适应人口急需大规模流动的趋势,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
在这一阶段,“农转非”政策继续放宽,户口登记制度也进行了改革。1994年以后,国家取消了户口按照商品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以居住地和职业划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为基础的登记制度。1997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按照这一新的政策,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享有与当地原有居民同等的待遇。并且,这一阶段放宽了公民的迁移限制,人口得到大规模流动。
户籍制度改革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的迁移和居住自由,以上的户籍制度措施都是围绕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的状况直接影响到劳务移民的状况。通过对户籍制度的分析,能够在宏观上把握制度环境对劳务移民迁移的影响,进而为更进一步的改革以及治理措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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