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移民由于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首先就是居住地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其次就是工作环境（以工厂为主）有了较大变化，再者就是移民的社会关系网随着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的改变也相应地进行了重组。所以，这里论述的劳务移民内部的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居住生活环境、生产工作环境和社会关系网络三个方面。

（一）居住生活环境

不同的劳务移民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城镇间的劳务移民居住环境改变程度比城乡间的劳务移民小很多，而城乡间的劳务移民居住环境的改变程度又比国际的劳务移民小很多。但在中国大陆，最主要的还是指城乡之间的居住环境改变。从理论上说，大多数劳务移民自愿从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活环境比较简陋的农村迁移到基础设施比较完整、生活环境比较丰富的城镇，居住和生活水平应该是有很大提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城镇的基础设施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大多是需要“购买”的，而劳务移民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务工挣钱”，他们会尽力地缩小开支，所以他们对许多城镇设施的利用率是非常低的，居住地也尽力偏离城镇中地价较高的地带，选取租房价格低廉又邻近务工地点的地段。同时，为了互相照应，同一批次到来或者同乡同村的劳务移民会选择聚集而居。他们与城镇中社会上层的社会距离较远，与城镇中社会中低层的社会距离相对来说较近。

城镇间劳务移民的居住环境就比城乡间移民的居住环境好很多。一般来说，吸引他们前往该地务工的主要因素是：第一，有亲戚朋友介绍，且所务的工要比普通工（体力工等）的待遇报酬更高；第二，迁入地比迁出地城市化水平更高，城市吸引力更大；第三，迁移者务工所要从事的行业在迁出地的发展前景低于迁入地，行业完善程度也不够；第四，家庭或婚姻所致。总的来说，这类劳务移民要么在当地有亲朋好友，要么技术能力在当地被认可程度较高，所以相应的居住环境较好。而且，由于此种类型在总的移民大军当中较少，所以老乡或同事的聚集程度较低。他们与社会中上层的社会距离相对于城乡间移民来说要近很多。

移民人数相对来说最少的一种是国际的劳务移民，这类移民也有其特点：第一，迁入地往往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第二，受语言、信仰和行为习惯等的影响，这类移民的居住地聚集程度最高，往往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移民聚集在一个地方形成一个“村”；第三，由于沟通上的困难，所以这类移民直接接触的当地人比较少，互相之间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被认可程度也较低。

（二）生产工作环境

一般来说，务工可以分为五种：一是专业技术人员；二是管理层委派的管理工，如领班、组长、工头、监工等；三是服务人员，如营业员和保安等；四是技术工人、维修人员和手工艺人；五是体力工人、勤杂工和搬运工。^[3](www.daowen.com)

不同种类工人的工作环境是不同的。第一、二两类的务工人员一般在独立或共用的办公室工作，工作环境较好、工作强度较小、空间可支配程度较高；第三类的服务人员一般来说在特定的商场或卖家工作，工作环境比较好，但往往工作强度较大，空间可支配程度不高；第四、五两类的务工工人工作场地一般是在车间或工地，工作环境嘈杂、劳动强度大、空间可支配程度低，是工作环境最差的一类。

从不同类型移民的务工类型来看，城镇间移民一般聚集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一般是随迁配偶等）类工作；城乡间移民聚集在第四、第五类务工工作；国际移民集中在第一、第三和第四类工作。所以，总体来说，城乡间移民的工作环境是最差的，国际移民居于中间，而城镇间移民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说最好。

（三）关系网络环境

随着居住环境和务工环境的变化，劳务移民的社会关系网也会相应地进行重组。城乡劳务移民一般因老乡或亲朋好友介绍而迁入某地，且在迁入后与当地居民交流不多、社会融入程度不高，所以社会关系网的变动程度不大。费孝通曾认为，团体格局是西洋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4]如果依据这一理论来解释的话，在以劳务移民为中心的同心圆中，最靠近中心的还是与其本人最亲密的亲戚朋友，唯一的变化就是同心圆中波纹的顺序有所调整，即介绍自己迁入的老乡或亲朋好友和共同居住的亲朋好友的位序会向更靠近中心地带延伸，即与自己的亲密程度会更高；另外，相应地在同心圆距中心较远地方会增加几条当地人的“波纹”，对社会关系网的实质影响不大。

而城镇间劳务移民由于与当地居民的联系程度会更高一些，社会融入的可能性也更高一些，所以社会关系网的调整幅度比城乡间劳务移民的调整幅度大一些。调整幅度最大的则是国际的劳务移民。具体表现为，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中联系紧密的社会成员开始慢慢疏远，且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这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中，正面临重新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