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前夕，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中国大陆对人口流动迁移尚处于严格控制的刚性管理时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萌芽、建立和健全，中国大陆首先进行了对劳务移民刚性管理的解冻探索，然后完成了对劳务移民宽猛相济的艰难过渡，最后实现了对劳务移民柔性治理的逐步成型。

（一）1978—1992年：刚性管理的解冻探索

“尽管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但是严格的户籍制度及其上附加的各种社会功能仍然全面维持着城乡二元分治的格局，为人口的自由迁移设置了重重制度障碍。”^[2]为维护稳定，1982年相关法规仍然要求收容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人员并将其遣返原籍，就是对劳务移民实施刚性管理的表现之一。但在实施刚性管理的过程中，谋求解冻和突破的探索在这一时期一直存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率先在农村地区实行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消人民公社，这使得原本就已存在的农村人地矛盾突然爆发出来且愈加严重，由此出现了大量有待转移、安置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带动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沿海设置了经济特区，这些地方都产生了急切的劳动力需求。因此，1985到1988年，为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国家逐渐放开对人口迁移的管制，首先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向乡镇企业转移，尔后进一步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最后甚至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当城市劳动力需求与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需求两种互补的需求彼此呼应，且外部环境中不存在严厉的束缚、压制性的政策措施，大批农村人口便开始向城市流动、向沿海地区流动。1989到1992年初，劳务移民大潮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发展，大中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资源承载力亮起红灯，国家才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对劳务移民的严格管理。

（二）1992—2003年：宽猛相济的艰难过渡(www.daowen.com)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大潮。政府对人口自由流动的认识逐渐转变，开始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内自由流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政策也由“控制盲目流动”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1995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同公安部、劳动部等部委在厦门召开全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会议，确定了“因势利导，宏观控制，加强管理，兴利除弊”的流动人口指导思想。1997年，公安部颁布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从2000年起允许中小城镇对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给予城镇户口，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给予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不得实行歧视性政策，不得对在小城镇落户的农民收取城镇增容费或其他费用。2001年，国家计委、财政部还发出了《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3]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能够在适度宏观调控之下引导劳务移民有序流动，做到了宽猛相济。但由于计划经济思维定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某些管理仍然非常严格和苛刻。2003年，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作为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所谓“三无”人员毒打致死，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残留的刚性管理方式的一个极端的反映。

（三）2003—2015年：柔性治理的逐步成型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国家取缔了历来被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这被认为是我国移民治理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2003年以前，虽然移民治理体制也发生过数次不同程度的改进，但幅度均不大，且影响较小，而此后的变革则较为显著，幅度较大。2003至今的移民治理体制的革新其实并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伴随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逐步展开的。换言之，前者是于后者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后者的具体内容之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绝非一个偶然事件。2003年至今，国家强调要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坚持公平正义、保障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各地对劳务移民的柔性治理理念、规制、范式等也随之逐步形成并开始成型。这一时期，城市在先前的基础上，提升了其自身的开放程度，对待移民的态度、理念发生了显著改变，不再将移民视为城市发展的障碍，能够逐步正确认识到移民对经济发展乃至整个社会进步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所谓柔性治理，主要是指对劳务移民的管理从以监管、控制为主转变为以提供服务为主。如追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都是柔性治理的表征。当然，当下中国大陆的劳务移民社会治理，仍然在一些方面存在短板和难题，但进行历史比较，就主流的治理方式而言，确实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有学者曾经指出：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导致了当下中国的“新移民运动”，“新移民运动”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社会变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