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经明朝到清朝中叶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口迁移进一步增多，除了人口继续从北方向南方迁移之外，另一显著特征就是南方人口沿着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

（一）疆域辽阔的元朝

元朝虽历时不足百年，但曾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版图最大的帝国，这为汉人与非汉人在更大范围内的迁移交流提供了条件，迁移范围和距离远超过前代。元朝时有大批波斯人迁到中国，他们同汉、蒙、畏兀儿等族长期杂居，互通婚姻，形成新的民族——回族。元代人口的迁移原因归结为：因俘虏的迁移，因充军的迁移，因异地做官的迁移，还有因经商、传教的迁移。元统一后，许多汉族人被强制迁移到边疆地区，为边疆的开发做出了贡献。边疆蒙古族等北方民族人口大批移入中原、江南，同汉族等杂居共处，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二）盛极而衰的明朝(www.daowen.com)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汉室王朝，存续时间为1368至1644年。明朝在经济、军事、科技等不少领域的成就，比较世界各国都达到了当时的顶峰；但历史惰性的传承在一些方面也同样登峰造极，因而最终只能盛极而衰。^[12]明朝初年，朝廷有过计划性的移民，主要形式是：迁狭乡之民于宽乡，徙直隶以及江浙之民于京师，向边境移民屯垦，即洪武年间的京师移民。明代移民主要集中于洪武、永乐年间。民间流传甚广的洪洞移民，始于金太祖天辅年间，到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达到高潮。山西移民主要来自晋南、晋中，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政府的移民机构设于平阳府洪洞县，移民到那里办理迁移手续后，再出发前往各地，所以洪洞就成了山西移民心中故乡的代名词。在此期间，江西向湖南、湖北的移民也同样蔚为壮观，非后世同方向的移民可比。明代移民的特征较为明显：人口迁移数量达到前朝之最；自秦至元的移民多为北人南移，明初年周边民众内聚京师，同时有大量军人及家眷向边疆迁移；自汉末至元的迁移多为难民的自发行为，但明朝的移民有朝廷严格组织，对于移民的数量、区域、移民者身份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明朝中后期，人口大量增加，人地矛盾加剧，大量流民产生；同时伴随着丝织业、盐业等的迅速发展，富庶的江浙之地也需要较多的劳工。这就使得雇佣的劳工多由流民来承担。另外，明朝时为了解决大批军队的军需问题，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政策，茶叶、盐等国家统管和物品得以流动，陕西商人充分利用大好政策，在康定一带与藏族同胞做生意，民间称为“蹚古道”^[13]，形成了以锅庄为主要市场的交易场所。可见，当时的劳务移民，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江南资本主义的生长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正式确立。

（三）清朝鸦片战争前

明末清初，国内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福建、广东一带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极度难以维持，为了谋生计，维持家庭生活，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躲避战乱，闽粤地区的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即现在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谋生，史称“下南洋”^[14]。就国内移民而言，1840年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移民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长江流域人口迁移频繁。明末清初，由于天灾人祸，四川人口锐减。1690年以后，清政府鼓励移民入川，以优惠政策招抚外逃的四川人，并把招徕移民多少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这就使得数以万计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移民来到巴蜀大地。二是台湾、关东、口外（长城关口以北）等边疆地区，也开始成为移民热点。例如，1683年平定反清的郑氏政权以前，清政府严厉禁止向台湾移民；解禁后，福建、广东等地移民不断迁往台湾西部平原。又如，19世纪50年代以前，东北除奉天的内地移民较多外，黑龙江、吉林等地都长期处于人烟稀少的状态；但在清顺治时，曾以优惠条件吸引关内汉族到辽东垦殖，史称“闯关东”^[15]。再如，出于维护稳定的需要，清廷从顺治初年就颁布了封禁令，规定内地民人不许进入蒙古地区开垦，禁止蒙古各旗跨界游牧，不论公私事务出入蒙古地区都要领取票照，但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有封难禁的情况^[16]。此外，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屯田制度，有大批绿营兵携带眷属到天山南北辟田屯种；内地的汉人也曾大批移居新疆进行屯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