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劳务移民社会治理制度变迁的历程，为后发国家的移民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必须有利经济发展

印尼的移民治理，实际上早在荷兰殖民者统治时期便已开始，其劳务移民出现的最初动因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19世纪以后，印尼逐渐开始形成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建立种植园。由于荷兰殖民者的军事扩张，外岛也开始了资本积累，开始使用契约劳工。进入20世纪以后，荷兰殖民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移民的政策。比如给予20荷兰盾（guilders）的补助、免费交通、在头两年每天补助0.4荷兰盾等。^[7]20世纪30—40年代开启工业化进程后，1937年，殖民当局又成立本土迁移和殖民中央委员会，通过全面调查、移民宣传和移民遴选，激励种地者、年轻人以及没有太多小孩的家庭，实现传统社区的整体迁移。^[8]今天印尼促进移民的诸多举措，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

（二）必须适应本国国情(www.daowen.com)

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印尼就确立了保护妇女的立法，比如限制妇女上夜班、不许妇女下矿井工作、妇女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和每个月两天的月经假等。这些规定，与印尼妇女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国情是适应的，因而直到苏哈托时期完善移民制度时也没有废除。^[9]但是，印尼移民制度也有不适应国情的一面。例如，印尼存在周期性的移民，在等待粮食收获的期间，农村人口只是临时性地居住在城市，大部分人选择在城市贫民窟租住。他们会将所得收入寄回农村，而不会用于改善所住区域的生活物质条件。^[10]这种现象，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值得庆幸的是，2005年，印尼政府实施全国城市发展的政策与战略，强化全国、省和地方层次的人力资源和制度能力建设，改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相关机制，建设全国、省级和地方级的城市信息系统，^[11]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移民聚居区的生活物质条件。此外，世界银行、亚洲银行也有众多项目用于改善印尼城市贫民窟的生活条件，减少城市贫困现象的发生。根据专家预测，印尼的城市人口比重在2030年前将超过65%，增长至1.87亿人。^[12]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有大批农村务工型移民涌入城市。由此看来，印尼政府劳务移民市民化社会治理仍然任重道远。

（三）必须坚持善待移民

印尼在善待移民方面有值得反思之处。在移民治理体制方面，1947到1965年间，移民管理当局就变动了八次；而且移民管理当局与其他公共事务管理部门之间缺少合作，统筹协调机制亟待建立健全。^[13]在善待国内移民方面，东加里曼丹省的打拉根市自然资源丰富，再加上有良好的公共设施，吸引了不少劳务移民。但市政府严格控制人口，要求劳务移民在抵达以后六个月内必须找到工作，否则只能返回原居住地。劳务移民若要取得居住许可，甚至必须先预存一部分现金。^[14]这就会令移民不悦。在国际移民方面，苏哈托时期对华人公开化、合法化的歧视以及反华骚乱的发生，也曾在印尼华人心中留下创伤。庆幸的是，苏哈托垮台以来，在哈比比、尼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诺、佐科等历届总统的大力推动下，印尼政府已逐步取消了对华人的歧视性政策，华人现在已经有较好的创业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