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很早就有了研究，下面简要探讨。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观

恩格斯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2]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3]“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国家”；“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4]“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5]马克思强调，“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6]，他在论述巴黎公社的社会性质时就曾明确指出：“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7]恩格斯也认为，国家是阶级的产生和对立导致氏族内部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8]；“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9]换句话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将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

（二）毛泽东的统筹兼顾思想(www.daowen.com)

毛泽东认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是我们历来的方针”^[10]，而且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11]。在分配问题上，他主张：“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12]他强调：“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做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3]他同时强调社会协同政府开展工作，而不是政府包办一切：“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14]

（三）习近平的一体建设思想

习近平既重视国家治理也重视社会治理。一方面，他从时代条件出发明确主张：“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15]他还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16]另一方面，他密切关注社会治理。他认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他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要深入调研治理体制问题，深化拓展网格化管理，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要加强城市常态化管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狠抓城市管理顽症治理”；“要加强人口服务管理，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促进人口有序流动，控制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在他看来，“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要着力提高干部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建设和管理城市。”^[17]他还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推动管理重心下移，推动服务和管理力量向基层倾斜，实现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