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斯认为,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尽管存在财富和权力的差异,但不同阶层的人享有共同的基本利益。[31]外来移民身份的界定,与移入国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与移入国奉行的政治哲学有关。不同的治理理念,造成各国出现不同情况的身份界定。
(一)国家利益之视野下的理论
贝克认为,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影响了美国人的利益和福利:大量的劳务移民使得简单劳动力数量上涨、工资水平下降、劳动条件恶化,不利于本国人的就业;最终移民将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公共服务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如基础设施恶化,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教育支出和福利支出压力增大等。因此,国家必须根据自身需要和利益来决定其对移民的治理,对移民的治理必须符合美国人的国家利益,必须以能够帮助美国人民的发展为前提。[32]布赖姆洛也是从这一视角来讨论移民的治理问题,认为美国有权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制定移民政策。他认为缺乏融合过程的多种族国家要么实行专制要么危机四伏,而忽视人类本性和民族身份重要性的做法将导致危险的后果。[33]与贝克相比,布赖姆洛更强调美国人民对移民的公民身份和权力的决定权利。威廉姆森则强调民族国家在移民治理问题上的重要性,提出了美国有权决定其移民治理政策的观点。[34]三位学者都主张对移民进行限制,都认为移民必须符合国家利益。
(二)自由主义之视野下的理论
相比国家利益至上观点的移民治理,自由主义倾向于一种更加开放的移民治理理论。吉布尼尝试在政治群体和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平衡,并提出了移民治理的两点原则,一是不伤害原则,即个人有义务不伤害他人;二是基本权利原则,认为国家有义务满足人民(包括移民在内)的基本权利。[35]卡伦斯则论述了诺齐克、罗尔斯及功利主义三种理论都主张开放边界,三种理论都支持自由主义原则。卡伦斯认为,诺齐克理论的核心是财产权,国家需要尊重个体自然享有的权利,因此,国家不能剥夺移民个体自由流动的权力;罗尔斯的理论则重视人们的原始状态,这一状态下的人们拥有自由流动权,自由流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命需求,因此,自由迁移权是人们的基本的自由权;功利主义明确支持开放国家边界,移民的利益与公民的利益一样重要。[36]在卡伦斯看来,以牺牲自由权利为代价发展社会目标的社会制度都是不可取的。(www.daowen.com)
(三)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理论
直接论述移民治理的后现代著作并不多见,本节主要介绍其中两位后现代学者关于移民治理的论述。康奈利认为,“身份是人类生活的必需部分,没有身份将不存在有意义的行为”[37],故而康奈利反对身份的僵化。开放边界将使新移民的到来对传统身份统治带来影响,不仅将带来身份对抗,也将带来不同生活方式的碰撞,这将是防止身份僵化的合适方法。他此后还直接对移民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公民忠于民主生活方式而非忠于特定领土国家或制度体系,从而动摇了国家有权限制移民理论的基础。[38]
扬认为“20世纪的理想国家应由多民族或多文化群体构成,群体有与平等联邦权利及公民义务相符的一定自决权和自治权”[39],“打破民族主义和国家制造的一致性”[40]。扬不赞成一种固定的、正式的国家民族身份。康奈利和扬的理论虽然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支持边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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