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第二十五章》强调“道法自然”^[124]。中国传统的自然移民理论强调从实际出发按自然规律对待劳务移民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苏东坡的人情时势理论、薛福成的跨国移民理论和许仕廉的内外移民理论。

（一）苏东坡的人情时势理论

北宋时期，苏东坡高度重视顺人情，审时势。他在《应制举上两制书》中说：“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125]在《代侯公说项羽辞》中说：“来而不可失者，时也。”^[126]在《贺吴副枢启》中说：“贤者之处世，皆以得时为至难。”^[127]在《策别安万民三》中，为“安万民”，他还明确主张“均户口”，因人因时移民。他注意到，“中国之地，足以食中国之民有余也，而民常病于不足。”“地无变迁，而民有聚散。聚则争于不足之中，而散则弃于有余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遗利而民用不足。”^[128]他认为，“必因人之情，故易为功；必因时之势，故易为力。”“因人之情”，就是要把“狃于迁徙之乐，而忘其乡”者移民到“荆、襄、唐、邓、许、汝、陈、蔡”等人口较少的地方；“因时之势”，就是要在灾荒之年“民方其困急”“父子且不能相顾”之时，给愿意移民者以口粮，并“授其田，贷其耕耘之具，而缓其租”^[129]。

（二）薛福成的跨国移民理论(www.daowen.com)

到晚清时期，薛福成审时度势，主张中国向国外输出劳务移民，同时招徕国外侨民归国贡献力量。为什么西方强国人口密度大于中国仍然富强，中国人口密度小于西方强国仍然贫穷？他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善寻新地，天涯海角，无阻不通，无荒不垦，其民远适异域，视为乐土，无岁无之”^[130]。因此，他力主中国效法西方强国实行大规模的国外移民，认为这“不啻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也。于以张国势、厚民生、纾内忧、阜财用、广声气，一举而五养备焉。救世之要，莫切于此”^[131]。此后，他先上书主张铲除海禁旧例，以便“禁遏讹索，招徕羁旅，收拾既散之人心，挽回积坏之大局”^[132]；尔后紧紧围绕时势之变化再上折极力说服朝廷。他首先承认“昔日海盗未歼，邻交未订”，海禁“非苛待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进而话锋一转，强调指出：现在已“陆续与东西洋各国立约通商”，“今者火轮舟车，无阻不通”，“似不能闭关独治”；更何况“我朝煦濡涵育，逾二百年”，“渐有人满之患”，而且“海禁早驰”，“前例已不废而自废，不删而自删”。所以，“非偏好此出洋之民也，时势为之也”^[133]。最后，清廷采纳了薛福成的意见，海禁终于废除，国外侨民以及归国侨民均得以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三）许仕廉的内外移民理论

到“中华民国”时期，许仕廉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问题。”^[134]他系统考察了中国人口迁徙的种类、原因、历史与影响，敏锐地发现，过去由于“地方风俗”“社会阶级”“法律上居住之限制”“交通阻滞”等原因，“人口不能自由迁徙，今则此类碍物，渐渐打破；人民受经济动机的压迫，常逐机遇而迁徙无定了”^[135]。他曾睿智地预见到，“在生活程度低，人口压力高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力强，无产阶级革命，不难成功。即成功之后，因人口压力高，资源不充富，技术太粗，如不在技术方面、资源方面或人口方面筹高明办法，社会主义恐不易实现。”^[136]他还深刻地认识到，“依现有耕地和现有经济生产的技术，中国社会已有很重大的人口压力”；“贫穷，是人口总额超过中时点的现象”^[137]。在他看来，中国贫穷的人口原因是“内地人口过剩”“边陲人口过稀”“人口分配不均”“人口太不流动”，而解决这些问题，除实行生育节制、实现科学进步、建设交通、振兴现代工业、改良农业外，还需要鼓励国内移民垦殖边地，需要向海外移民减少过剩人口。^[138]这就表明，为引导人口按自然规律流动，许仕廉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内外移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