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权修》中说：“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86]中国传统的规制御民理论主张把政策法规视为统治人民的工具，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徐干等人的周知民数理论、叶适等人的均民垦荒理论和王安石等的保甲治民理论。

（一）徐干等人的周知民数理论

先秦时期，《周礼·秋官司寇第五》中就有“司民，掌登万民之数”^[87]的记载，当时，管仲、商鞅等人已开始重视户籍登记。秦汉时期，则进一步发展了编户齐民的做法。虽然完整的编户齐民一词到汉代才正式出现，但编户齐民事实上在战国以后就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基本骨架”，并“构成秦汉以下两千年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骨干”。^[88]到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徐干在《中论·民数》中明确提出：“民数周，为国之本也”，“民数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旅。国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礼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审民数乎”。^[89]此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李安世、李冲等都重视户籍登记。再到唐朝的杜佑，甚至在《通典·食货门》中，专列一卷《论历代户口之盛衰》。明朝的丘浚，在《大学衍义补·蕃民之生》中也说，“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数，以验吾之政”。^[90]

（二）叶适等人的均民垦荒理论(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先秦时期的管仲、商鞅等人都主张人地相符。到南宋，叶适在《水心别集·民事中》里明确提出了扭转“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91]局面的均民规制构想。他说：不能“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92]；“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增税，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93]；应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94]。这一构想后来得到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在明代，《徐光启集·垦田第一》中从“南之人众，北之人寡，南之土狭，北之土芜”^[95]的实际出发，力主“徙远方之民以实广虚”^[96]，“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均八闽之民于两广”^[97]。到清代，洪亮吉在《意言·治平篇》中提出“君、相调剂之法”^[98]，认为在人口增长过快的背景下，应该采取鼓励移民垦荒的政策措施。

（三）王安石等的保甲治民理论

古代中国从上到下有着金字塔型的等级制度，如“秦汉时期县以下层级实行县乡（亭）里什伍层级制”，“唐朝时期，县以下实行县乡里保邻五级制”^[99]。到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推行保甲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八》记载，当时颁行的《畿县保甲条制》规定，“凡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材干、心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主户最有心力及物产最高者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仍选主户有行止、材勇为众所伏者二人为都、副保正。”^[100]当时，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蓄蛊毒等知而不告，要依律受到惩处。《史记·商君列传》中说：“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101]从《畿县保甲条例》引文的最后一句可知，保甲法直接师承了商鞅的连坐法。此后，从元代到明朝和清朝，古代中国一直有类似于王安石保甲治民理论的相关理论存在，类似于保甲制度的各种制度长期被统治者所使用。统治者能否长治久安受民心向背等诸多因素影响，保甲法当然不是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但如果废止连坐等残酷的治民举措，并将治民转换为民治，借鉴遵循法治、注重基层精英治理、民众治理等做法，上述理论对维护社会稳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