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饰邪》强调“以法为本”^[45]。中国传统的以法为纲理论把法规制度视为基本纲领，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管仲的法立令行理论、商鞅的贵法明法理论和韩非的抱法处势理论。

（一）管仲的法立令行理论

春秋时期，管仲把法立令行视为安邦治国的纲领。《管子·幼官》中说：“明法审数，立常备能则治。”^[46]《管子·八观》中说：“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47]《管子·重令》中强调：“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48]《管子·君臣上》中说：“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49]《管子·君臣下》中说：“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50]《管子·枢言》中说：“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51]《管子·正世》中说：“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52]

（二）商鞅的贵法明法理论(www.daowen.com)

战国时期，商鞅把贵法明法视为安邦治国的纲领。一方面，强调贵法。《商君书·说民》中说，只有以法为纲，才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53]。《商君书·开塞》中说：“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54]《商君书·画策》中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55]“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56]《商君书·君臣》中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57]《商君书·慎法》中说：明主“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法任而国治矣”^[58]。另一方面，强调明法。《商君书·壹言》中说：“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59]《商君书·错法》中说：“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60]《商君书·修权》中说：“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61]《商君书·定分》中说：要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62]《商君书·定分》中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63]

（三）韩非的抱法处势理论

战国末期，韩非把抱法处势视为安邦治国的纲领。据司马迁在《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记载，韩非主张治国时“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64]。《韩非子·有度》中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65]《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说：“故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严刑重罚以禁之，使民以罪诛而不以爱惠免。……操法术之数，行重罚严诛，则可以致霸王之功。”^[66]《韩非子·饰邪》说：“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乱。”^[67]《韩非子·难三》中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68]《韩非子·难势》中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69]《韩非子·五蠹》中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70]《韩非子·心度》中说：“法者，王之本也。”^[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