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内心都有拖延心理，即在从事一项工作时，总觉得自己准备不足，能拖就拖。但在不能拖延的情况下，比如不允许继续准备或到了规定时间，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务。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最后通牒效应”。存在这种拖延心理的人会认为，把事情拖延到最后一刻，能够产生一种高压，在高压下我们的创造能力可以得到激发，可能产生更好的创意，把工作完成得更好。

然而，项目工作是有时间限制的，一旦超过了项目工作的截止日期，就意味着项目工作失败了。我们知道，最后期限的英文“deadline”，本就代表了这个期限会带来的恶果——越过这一“line（线）”，面临的就是“dead（死亡）”的威胁。虽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但是项目经理却应该用这些“威胁”，激发自己和项目成员在截止时间之前完成工作，而不是持续地拖延下去。

因此，项目经理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为工作任务设定时间限制，让每个项目成员都尽力在最终期限之前完成任务。

曾经就看到过一个新闻，说是秘鲁人时间观念极差，严重影响了政府和企业的运作。后来，政府不得不举办“全国校时仪式”，制定“守时日”，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来培养国民守时的品质。

项目经理可以从中受到启发，给员工定下一个“守时日”，这样就能够督促员工努力地工作。

也许有的人会质疑：很多事情无法控制，比如堵车等问题，严格要求准时并不合理。但是为什么赶飞机赶火车的人很少迟到？因为飞机火车不等人，所以人们会提前做好计划，力求在“最后期限”之前到达。(www.daowen.com)

还有一个例子，台湾城邦集团CEO何飞鹏在长期的媒体工作中养成了严格遵守“Deadline（最后期限）”的习惯。因为杂志要准时与读者见面，无论发生什么意外，都要用最快的速度去补救，唯有出刊日绝对不容延误。这个习惯也被他运用到公司管理上。

何飞鹏不怕下级犯错，但他最痛恨员工“恶习难改”。在一段时间里，员工的工作拖沓现象十分严重。九点开会，有的经理甚至九点半才匆匆地进入会议室。为此，何飞鹏颁布了一个“法令”：开会迟到者，必须在进入会议室后对与会人员90度鞠躬，随后自报单位、姓名与迟到原因，向其他与会人士道歉。没想到这条规定颁布没多久，何飞鹏自己却迟到了。那天，何飞鹏刚送走了一位客户，当他赶到会议室时，已经迟到了5分钟。员工们看到CEO走进会议室后，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还向同事们道歉：“我何飞鹏……”

话没说完，下属们半开玩笑地起哄：“老板，没有90度！”听了下级的提醒，何飞鹏立刻向后退一步，重新行了个90度鞠躬礼。

虽然有的员工认为他太过严厉，但也给了员工巨大的警示，让他们从此知道守时、准时的重要性。

项目工作拖延的问题，并非是工作方法问题，也不是工作时间不够的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许多项目经理在召开会议时常常迟到很久，让项目成员一直等着；而有些项目经理总喜欢在开会时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让时间白白浪费了。有这样的项目经理，项目成员自然会觉得时间不够，工作起来也是能拖就拖，无视时间限制。

因此，项目经理要意识到：时间是紧缺的资源，每一项任务所能够支配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只有给任务设定好时间限制，项目工作才有可能在计划内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