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普拉哈拉德（Prahalad）“消费者社区正在日益成为共同创造价值的核心要素”的观点来考量，消费型众筹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消费者社区，并且众筹参与者能够共同创造价值。经济繁荣不一定在于体系的永恒增长，而在于精确地对接每一位用户的需求，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而要获得满意度，不仅依赖于企业的创造力，用户的创造力也需要导入商业价值体系中。

用户对产品个性化的感知和关注会催生一种多角的参与关系。一个具有品质要求的用户，可能会参与到很多消费品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去，提供自己的智慧，收获自己想要的产品；如果深度参与到一个项目产品的创造过程中，就会参与产品型众筹，或者提供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一群知识人在没有现成产品情况下的知识组合行为，也就自然形成了创造体系。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就会催生一个创新性的“实验市场”。

众筹时代的消费者和知识工作者，可能因为自己需求的差异性而参与到不同的组织形态中。一个人的角色不是在一个组织中，而是分散到很多个组织中，在不同的组织中发挥不同的功能。这是个性需求充分得到张扬后的市场价值的创造过程。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点内，人们在商业中谈论的中心还是产品。产品从哪里来，产品到哪里去，这些都是商业的核心逻辑，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但是，产品的未来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供应市场，这将是一个有意义也有意思的问题。众筹在未来的产品创造体系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前是资本市场给些钱，现在是众筹参与者不仅能够提供资本，而且能够提供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产品的去处也已经安排好了，也就是众筹所提供的一个由众筹人组成的袖珍市场。

对于新的知识创造而言，“实验市场”是笔者生造的一个名词，用来描述用户在众筹模式下的一种特殊的市场形态，这在工业时代几乎是不存在的。工业时代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执行的是六西格玛系统这种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未来的规模性工业还在继续走着标准化的路子。消费者对质量标准是严格要求的，这是工业时代用户已经习惯的一种状态。然而实验市场不一定能够向市场提供成熟的产品形态，而更多的是一种实验产品。对于参与新科技的众筹人而言，不管产品好与坏，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结果。一个个同愿者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人聚集，能够将这样的实验市场持续下去，获得好结果的产品能够进入工业系统进行规模化运作，而没有理想结果的产品则成为这些个性参与者的纪念品。

在众筹平台上，众筹的产品形态，在未来，将更多地倾向于科技领域。一般满足生活领域的设计师品牌产品也会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是基于一种感性的基调和对产品质感的追求，大部分的众筹参与者在产品领域会止步于此。但是，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他们的好奇心需要得到满足，这是知识时代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知识大爆炸的背景下，好奇心是人类最基本的内在需求，而且是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话，面向未来科技创造形态的众筹就出场了。

在这之前，消费者就是购买者。而在众筹体系中，这种角色是模糊的，如果市场不能提供理想的产品，他们就会寻找团队来创造自己的理想产品。完成这样的创造体系的东西，是一种面向社会的“开放式实验室”。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产品是基于市场不能满足的、多领域的科技融合型的产品创造。在互联网之前，这些多领域知识的众筹人其实很难被汇聚在一起。社交工具所能够提供的临时汇聚的社群形态，在中国使用QQ或者微信就可以。

基于多领域科技融合的创造人才的聚合，其背后的逻辑与普通的消费是不同的。很多人参与到一项众筹事业中，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一份知识，参与一项产品的创造能够实现经验的积累。在这样的组织中，创造是一种娱乐，而不是单纯的盈利的创造体系，人们能够在征服未知的过程找到乐趣。所以，科技创造可能更加疯狂。对于全社会来说，这是一种福音。这些科技产品中很多能够在初期被创造以后，进入大众市场，为市场的继续繁荣提供动力。

其实，科技众筹这个体系不是什么新事物，在互联网科技众筹发展之前，大学和大企业的开放实验室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了。在一些先进的国家，人们早就开始研究知识的创新融合方面的问题，并且为此创立了一门叫“软科学”的学科。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复杂武器系统的设计早就超越了一两个知识领域，美国设计北极星导弹和核潜艇的时候，就大量使用了软科学的管理系统。而在互联网时代，面向互联网的个性产品创造需要借鉴在软科学方面积累的管理经验，在互联网众筹领域能够获得更多的创造成就。

本书之所以在个性消费中更加倾向于技术层面和知识体系的众筹，恰恰是因为科技类的融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互联网最终会在知识融合体系中发挥核心连接器的功能。未来学家已经在构想一种强人工智能，能够充分综合各门类的知识，然后向知识需求者提供自己的创新方案和技术工程的实现路径。

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人们很自然会提及美国硅谷的创新生态体系。在之前，大家都认为硅谷的创新系统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在互联网兴起以后，这样的情况就变化了。在全球各地，特别是中国这样人才济济的国家，如何在网络上形成一个个硅谷创新系统，这是未来互联网众筹领袖应该思考的问题。

其实，中国和全球一些知识大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散落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组织起来的问题。知识型的网络社区也许能够实现知识人的聚集，但是要将人们的知识体系用一个目标连接起来，还需要一个组织体系，这个组织体系现在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众筹。

伟大的创造总是从个体开始的，硅谷的发展过程是值得中国众筹组织借鉴的，众筹模式一定是一种整合体系。当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Terman）的一个构想就带动了今天硅谷知识价值的繁荣，说明杰出人才在知识体系中的核心作用。(www.daowen.com)

我们在探讨众筹模式如何影响人才创造的问题时，分析一下硅谷的发展历程，可能对于未来的众筹模式发展是有价值的。众筹模式能够改变一种人才的人际和事业的连接方式，使得这些具有“核心知识处理器”功能的人才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参与到一个可以折算成经济价值的新体系中去。更直白地说，这些人才在参与知识创造的时候，需要一个新的机构来对他们的知识价值进行交易。这超越了以往的一般公司组织的财务系统能够折算的体系。

在中国，人们将大学看成是一个官方承认的文凭获取场所，这很流俗，但确实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看法。在笔者看来，大学是一个基于知识的社交体系，属于非营利事业组织体系，“大学精神”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价值，跟众筹组织所要追求的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大学精神接受多元化的知识和文化在一起的融合，允许离经叛道者在这里展示自己的独特性。在象牙塔中的思想和科技知识产业紧密结合，则是斯坦福大学的创造。你可以将整个硅谷看成是以斯坦福为核心的没有围墙的大学。而众筹组织也许在未来的进化中，也会是一个没有围墙甚至网络平台的大学。

创新者在硅谷，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斯坦福大学的“大学精神”。置身于硅谷的人都能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人才气息，感受到有一种成就人才、成就事业的“机制和制度力量”。

被誉为“硅谷之父”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于1951年提出了创建斯坦福研究园区的构想，这是全球最早的位于大学附近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斯坦福工业园（即后来的“硅谷”）。硅谷的公司最初租用的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土地，并依托着大学的最新科技成果。

斯坦福大学其实是一个知识平台，年轻人在这个知识平台上进行社交和学习，获得了专业知识，然后寻找合伙人，创立公司。这个模式和当下众筹组织所宣扬的未来组织体系非常相似。硅谷通过市场的力量形成了大学与产业的关联机制，即“学术—工业综合体”的发展模式。20世纪50年代中期半导体业的创建，标志着硅谷开始书写其迅速发展的历史。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毕业后纷纷在硅谷创立小型公司，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由斯坦福大学教师和学生创办的公司或者有大学背景的公司，在硅谷所占比重高达70%以上。此时，斯坦福就变成了一个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产学研一体化对人才创新制度进行实用创新，孕育了硅谷的科技产业化之路。

特曼教授主张，大学不应成为仅仅传授书本知识、关门搞科研的象牙塔，而应把实验室产生的科研成果及时而有效地运用于工业生产实践，为社会创造财富。他鼓励大学研究工作与以科研为基础的工业相结合；他贷款给年轻而有事业心的工程师，并支持他们利用学校的设备创业；他与政府签订技术研究合同，允许职业工程人员来校听课。为适应科学家、专家之间的专业跨行，以及“合作”与“转行”，促进大学与产业之间的关联，斯坦福大学向附近一些公司开放实验室，共同研制新产品。特曼教授的治校思想在全球科技园区中都得到了重视，此后，全球科技园区的兴起基本都是在复制特曼的思想。

特曼将斯坦福变成科技产业孵化器的案例就是协助创立了惠普。20世纪30年代，特曼班上出现了两名不同寻常的学生：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和威廉·休利特（William Hewlett）。特曼借给他们538美元，并帮助他们从帕洛阿托银行得到1000美元的贷款，成立了惠普公司。后来，特曼作为惠普公司董事会成员达40年之久，成为硅谷历史上最感人的插曲之一。1977年，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向斯坦福大学捐赠920万美元，建造了最现代化的弗雷德里克·特曼工程学中心，作为40年前538美元的回赠，表达对这位知识领袖的敬意。

斯坦福大学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也是值得众筹组织模仿和学习的。特曼的想法是建立以顶尖人才为核心，而不是以管理机构为核心的学校管理体系。开放式办学成为斯坦福大学知识创造和创新能力的主要来源，其50%的教授为来自社会的一流知识专家和咨询教授角色。与此相联系，斯坦福大学建立起了不同于其他大学的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学籍管理办法。这样，工商业与学校的科学研究就越来越融合为一体，创造出一个“公园式”的“斯坦福工业园”，毕业生可以在这里直接创新创业，建立自己的公司，成全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据统计，硅谷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有50%以上来自斯坦福衍生企业。事实上，硅谷的起步就是从教学、科研、生产的一体化开始的。支持和包容人才的流动和组合，是硅谷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

人才的高流动性有益于企业裂变和技术外溢。在硅谷，人才在不断地新组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最大的创造才能和知识效能，这是人才配置的原则。未来的众筹组织需要在知识资源的配置效能上高于以往的传统的大学形态，这样才能够获得生长的空间，否则，“众筹改变世界”只是一句口号而已。

在中国，人们在创立科技园区的时候，往往忘记了“硅谷之父”特曼所倡导的“大学精神”，所以众多的科技园区实际上只是复制了硅谷的硬件，但是忘记了硅谷的“知识社交平台”优势和斯坦福所提供的科技极客和创客精神。实际上，复制硅谷是可能的，但是一定需要创立一个有灵魂的园区，而不是表面的热闹和浮华。硅谷的神奇不仅仅在于软硬件，更多的是一种能够让创造者感到价值观相投的气场。这种科技气质和对知识边界的探索精神能够不断吸引全球科技才俊加入其中，从而推动了硅谷可持续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