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界，基于工业复制的标准化经济正在迅速福利化，因为自由竞争市场的存在，几乎所有的标准化产品都迅速微利化，实现正常利润都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个时代获得利润的方式在改变，只有基于综合知识创新的组织才能够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笔者的另一部拙作《互联网+城市》这本书中，谈了很多城市经济体生态模式构建的问题。城市中，企业和个体都在互联网基础上实现新的价值交互和重构，企业和企业领导者需要将城市中散落在不同区块中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圈。而在构建这个生态圈的过程中，众筹和众包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工业大制造所带来的前所未有市场繁荣已经进入尾声，未来的大制造领域可能会与更多的知识领域发生融合而产生新的产业，单一工业企业所能够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工业经济由于是标准化的制造和复制体系，在中国，按照泰勒制进行管理的工厂还是非常之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期过程中，复制是这个时代的中心特征。从人力资本领域看，这造就了很多专才，整个20世纪应该是专才的时代，在每一个知识领域都做出了很深入的研究，这加速了知识创新，但减缓了复合型应用的发明。

工业公司的管理模式，基于单一的、专业方向的精深努力和内部的人力资源的配置，已经让一些产业进入了长长的巷子。研究表明，单一领域的应用创新正在快速减缓——现代的一个美国研究人员的生产力比1950年时的研究人员的生产力的15%还要少。也就是说，创新越来越需要建立在不同专业的综合知识之上。企业内的知识体系是有边界的，这种知识壁垒让每个领域都出现了发展的瓶颈。旧的经济管理体系已经无法突破自己的局限了。

基于控制和科层制管理模式的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企业组织非常庞大，几个企业甚至能够解决一个城市的大部分就业。在大工业时代，这样的专门产业型城市可以玩得转，如中国的大庆、美国的底特律。底特律由于长期依赖于汽车制造业，缺乏一种纵深的产业生态，导致整个城市破产。这足以表明，依靠单一工业或临时位置优势的城市，将来可能会表现得异常糟糕。大庆的未来也值得担忧。

一个城市一旦堆积了过多同质化的人力资本，则这个城市转身的机会其实是渺茫的，因为单一的市场结构很容易受到市场变革的冲击。一个城市如此，在城市中形成的企业就更加没有竞争能力了。对于这一点来说，产业多样化的城市是理想的场所，因为城市集中了不同的人力资本，并鼓励人们通过不同的知识和技能相互影响。

而众筹模式则能够将不同企业的人力资本配置在一起，打通专才与专才之间的知识鸿沟，让拥有不同知识经验的人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知识复合型创造体系。

互联网时代的城市产业模型就是致力于多样化的人力资源的连接。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后工业时代的城市模型面临的问题是，它强烈主张建立综合型城市，以便可以聚集不同种类的硬设施和软设施。事实上，对一些成功的城市来说，其经济增长强劲，是因为它可以挖空周边规模较小的竞争城市的人力资源。”

研究结论是冰冷的。未来不管是城市这种规模的组织系统，还是一个单独的组织，都需要建立一种多样化的自我迭代的生态型体系。中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会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经济只是提供了城市的硬件系统，互联网能够将城市中的软硬件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城市发展模式，而在中间进行连接的组织机构，很可能就是这个城市的众筹和众包平台。这是企业界和政府都可以发力的领域。

完美的经济体是一种生态，未来，完美的企业组织也将是一种生态体系。大资本向生态体系迁移，从100多年前就开始了。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造就了很多的财富家族，如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等，这些引领过历史潮流的家族哪里去了？在企业界，我们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身影，或者很少看到。这些财富家族都早已经完成了平台化，将自己的资本化整为零，分投到全球很多优秀企业中去了。它们的影响力已经不在经济的前台，而在经济的幕后，成为现代经济的导演。事实上，它们已变身为企业生态的基本资本元素，完成了从企业家向投资家以及企业生态园丁角色的转变。

中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实业和产业方面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现在一些优秀企业也在思考和实践平台化战略了。平台经济的经济效益的模式和单独企业的财务核算模式是不一样的。大企业想的是稳定，在系统稳定的基础上寻求发展，它们的发展模式就是平台化，平台化是生态化的一种努力。现在，先锋企业的管理变革正是要构建一种大企业主导之下的生态。

工业化企业发展模式是专业化，即将一件事情做到最优秀，然后被整合到价值链中。这些企业做梦都想发展壮大，创造更多的货币资本，扩大自己的规模。这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不同的发展哲学，是做一棵大树还是做一片森林的发展模式。大树会死去、腐烂，然后变成另外一些物种继续生长的营养，这种自然迭代和内部竞争性的生态系统能够保持一份活力。

互联网时代就会有互联网时代的经济逻辑。美国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将一种哲学说透了，在本书中，笔者想引用这篇文章，举荐给致力于互联网时代整合资源的众筹家。凯文·凯利就是一位思想的跨界整合者，他的知识来自跨越了知识本身的边界，用“知识复合者”这个词也不为过。

公司终殆，城市不朽

所有公司都难逃一死；所有城市都近乎不朽。

同为网络系统，城市和公司的命运各不相同。网络系统的基本形式有两种：有机体或生态系统。公司似有机体，而城市似生态系统。

所有有机体（和公司）都遵循多种通用成长法则。生物以相同的方式变老，无论是小动物、大动物，海星、细菌或细胞，它们都有着类似的代谢速率和类似的能量分配规律。所有生态系统（和城市）也都遵循通用法则，它们以相似的方式进化并使自身规模化——不管是森林、牧场、珊瑚礁、草地还是村庄。

圣菲研究所（the Santa Fe Insitute）的杰夫·韦斯特（Geoff West）用大量数据证明这些通用、预测性的生命法则存在。比如，有机体规模增长遵循3/4法则。它们的体积每增大1倍，在其他方面的增长幅度都会不足1倍，即0.75倍。有机体越大，其增长速度越慢。大象和老鼠在各自生命周期中心的心跳数相同，但大象的心跳更慢。(www.daowen.com)

相反，生态系统和城市的扩张速度要大于1倍，往往为1.15倍。城市的财富、犯罪、交通、专利、污染、疾病、基础设施的人均值都会以每年15%的速率增长。城市越大，其增长速度越快。

指数增长小于1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终将走向停滞的S形曲线。所有有机体和公司最终都将停滞并死亡。指数增长大于1倍则会带来看似无限增长的曲棍球杆曲线。所有城市都会不断壮大。正如韦斯特所说的：“即便在一个城市里投下一颗原子弹，30年后它还是会重新欣欣向荣起来。”

杰夫·韦斯特在“恒今对话”中无法回答的问题是：

互联网更像一家公司还是一座城市？

我敢肯定它更像一座城市。

在我看来，有机体和生态系统、公司和城市之间发展的区别在于，生态系统和城市都是进化而非成长。成长总是自我限制，而进化则没有限制。进化是无限的游戏；它会不断从内重造自身，因此其增长不可能被追赶上或陷入停滞。

另一个现在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是：怎样让公司变得更像城市？

韦斯特对此的答案是：引入疯子！疯子遍布于城市中。你不能甩掉他们，但他们是让进化继续下去的人。公司会甩掉疯子，这从长期上阻止了公司自身的进化。但我并不赞成“疯子论”。我认为公司的既定边界阻止了其进化——边界太过封闭、太过有限。城市则正相反，城市边界模糊、联系不紧密、可渗透且没有中心，因此能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持续转变。

这也是我认为边界模糊、无中心的互联网会进化并永生的原因。或者可以这样说，互联网至少能像城市一样长久存在。

笔者认为平台经济下的经济利益核算体系需要一种全新的逻辑，企业要想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就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能够容纳那些有真正创业精神的人，并且把这些人放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能够内生出更加优秀的人才。在孵化平台上，只要能够产生一个奇迹，就能够带动平台的继续发展。

众筹组织的未来就是一个平台型的多角组织。这个组织内部构建了一个城市中能够拥有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能够牵动整个城市的实体资源和服务资源。这种变革代表了一个企业和一个人，乃至一个城市的未来。

旧体系会发生结构性的调整，最本质的原因就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建立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上。企业研究用户，关注他们所有的需求而不是一项单独需求。

人们去办公室或者工厂上班，下班回家后与家人共进晚餐，然后观看他们最喜爱的电视节目，之后去睡觉，然后醒来上班……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中期之前工业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形态，城市中的所有产业都是围绕着人们的生活展开的。但是，城市中出现了“疯子”——比如冯·诺依曼——这样的“疯子”用自己的知识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

21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改变了周期性的生活方式。人们不是在工厂里做单一化的工作，而且可能是一辈子——这种周期性的生活已经不适合大多数人。现在，在一个工作进程里，人们将很多活动混合搭配在一起：他们可能在办公桌上工作，也有可能和朋友吃中饭，或者去健身房，或者做家务，又或者出差、网购等。人们的生活从线性的变成非线性的、一种碎片化的跳跃式的生活。

然而，这就是21世纪生活方式的本质。人们在家里也变得生活无规律，没有了清晰的界线。人们在过家庭生活时，有可能还要在网上工作或参加电话会议。城市集中了多种硬设施，如机场、商店、学校、公园以及运动设施；还集中了很多软设施，如俱乐部、酒吧和餐馆。人与人在众筹社交类的组织中实现了跨界，全新的生活方式最终促使整个产业形态发生变革。

这场变革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而且是社会层面的。也许，众筹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正是新城市中的“疯子”，而为“疯子”提供能量的新体系能够促进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