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西方实证科学来源于教会。一种抱有闲适生活方式的人能够保持对未知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对于上帝创造的世界，他们同样想理解自己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运用了哪些基本的理性规则。而这种探索精神对于欧洲人来说，包括对地理边界和科学边界的探寻，也包括如何将人组织起来，以获得更多的财富。

西方的古代科学研究者和知识创造者主要是教会中的人。这些解决了生存问题的教会科学家会思考很多务虚的问题，如对世界的本源提出更多看法，在理解事物结构的时候，更加钦佩上帝思想的微妙。

为了抵抗恐惧和愚昧，人类发明了信仰体系，然而不幸的是，一直到当代，一些宗教组织极少能够容忍不同世界观的存在。一些有组织的宗教甚至演化为僵化的信仰系统，禁止任何质疑和反对意见。在这个情况下，宗教也从科学的研究者和探索者变成了阻碍者。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史就是人类的技术发展史，毕竟人类的发展依靠发明创造引路。产业革命就是技术革命的落地形式，经济产出几乎全部依靠技术进步。所以，技术不是旁门左道的奇技淫巧，而是人类进步的根本动力，没有出色的技术产品，一切都是空谈。

在1550年之后的世界里，罗马教廷的思想垄断被一群勇敢的从事天体力学的自然哲学家打破了，他们从单一的世界观走出来，发展了西方的“思想市场”。由于当时具有私产的制度，所以保留了自由阶层，他们能够运用积累的知识继续探寻世界的本质，这就催生了现当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当时，科学思想开始崭露头角，推动者之一就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培根认为，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获得大量有用的知识。他的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洞穿了之后几个世纪，成为社会繁荣的总纲领。1603—1620年，培根完成了他的著作《新工具》，该著作后来成为人们掌握知识武器的伟大号召力。

在《新工具》这本书中，培根抨击了当时的一些信仰体系阻碍了社会进步。“曾经对科学造成巨大伤害的人，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信仰体系，也因此有效地扼杀了科学探索……”培根认为，解决问题是简单的，无意义的理论学习，与实验数据的脱离，并不能够完成描述真实世界这一任务，因为“自然界比雄辩本身细致微妙许多倍”。

尽管培根依然信仰上帝，他很肯定地认为，除了万能的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真理，但是此时他表现出的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灯塔。(www.daowen.com)

除了自然科学思想的突破，这些先驱者也对于人的组织形态做了思考。他们需要确立一种自我管理的规则，自律成为一个阶层的教养。

自由阶层具有由教养、责任和自由打造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教养意味着每一个人要有精神的追求和品质的追求；责任是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而自由，不仅要追求不受强制的权利，而且要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自由阶层中也包括贵族，他们讲求社会责任。所谓责任，意味着担当，可以从多种层面进行理解。首先是对自己的责任，严于自律。伊顿公学至今为止是英国最好的贵族学校，每天的作息时间很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平时不能出校门，只有周末才能出来。越是贵族的学校，越要培养出有超常责任感和自律心的贵族。其次是对家族负责。欧洲的贵族非常重视名誉，名誉高于一切，并且认为名誉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家族的名誉。如果出了一个败家子，整个家族的荣誉就毁于一旦。责任的第三个意义是为臣民负责，即有非常重大的、保护臣民的责任。这种为臣民负责的精神到现代发生了转变，转变成为公众服务的精神。这个价值和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共同体中的贵族自律有相似的地方。

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勇敢的心》，讲的就是苏格兰贵族反抗英国国王的自由传统。“不自由毋宁死”，这种自由精神是贵族精神的核心。在社会体系中，贵族就是能够维系一个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自由阶层。由于没有思想依附和经济依附，他们是能够做出独立思考的社会群体，并对边界和未知具有足够的好奇心。

由此可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能否顺利进行下去，是需要多方因素来决定的，而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勇于尝试是第一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自由阶层的好奇心激发创新力”这一普遍意义。

其后的知识组织的产生，得益于人类几百年所探索出的思想通道。无论是股份制公司还是未来超大型众筹组织，所有的组织本质上都是知识组织。前人所创立的思想体系，对未来的人类组织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