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很曲折，和东方文明一样，都经过了九曲连环的劫难，之后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西方中世纪所描述的社会场景，其实比东方社会最黑暗的时代更加不堪。人类社会的进程在蛮荒时代都在匍匐前进，所以没有必要去验证谁优谁劣，东方有东方的长处，西方有西方的长处，彼此融合，就是一种分享的思维，也是众筹思维的体现。在接下来的世纪中，东西方的对抗可能只会留给政客，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已经成为最大的趋势。

回眸历史，西方的众筹体系更多是在教会的特权之下促成的。作为具有荣耀历史的英国而言，在中世纪漫长的时间里，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教会一直享有特权。从意识形态来说，教会是神权的代表；从组织结构来看，教会有严密的组织，英国早在7世纪就建立了全国教区制度，以罗马教皇为后台，以坎特伯雷大主教为首脑，在大主教之下，又有主教、牧师层层相属，自成系统。此外，通过利用王国政权与大小领主之间持续的明争暗斗，教会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

而中国古代的社会体制不同，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能够与皇权对抗的力量，民间的自治社会实际上是社会的稳定器，同样不能够制衡皇权。这和英国的历史不一样，教会和王权对抗，民众就有了中间的选择机会。13世纪，英国上诉至教皇的案件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但是，由于英国较早建立起了强大的王权，教会的权利不时遭到王国政府的侵犯，因此教会与王权的冲突比其他欧洲国家都发生得早。12世纪初，围绕教职任命权，亨利一世和安塞姆大主教发生激烈争执，主要围绕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不同意1164年《克拉伦敦宪章》的规定，与亨利二世僵持数年之久以后被4名鲁莽的骑士杀害。教皇闻之大怒，亨利二世迫于教廷压力，最后让步，同意犯有重罪的教士只能由教会法院审判，“教士优惠权”制度由此起源。

在欧洲大陆，11世纪至13世纪是教会普遍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时期，这是王权对社会治理能力的失控。这种权力使得欧洲开始进入自己的黑暗时代，经济低迷，社会失控。然而在英国，教会却遭到了王权的强力抵制，不仅君主不能被教皇肆意废立，而且国王在王国内还拥有一种不可否认的最后命令的权利。但是，王权还是对教会的权力有所顾忌，不得不夹起尾巴行使权力。

信仰类的众筹行为形成了改变欧洲历史的力量，我们不需要讨论这场权力更迭，而需要分析这种教会在中世纪是如何获得特权地位的，实际上这离不开经济资源的基础作用。

就教会税收收入而言，什一税是长期以来西欧天主教会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最初，天主教会教区以征收什一税的形式来向信徒征收宗教捐税，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据有关学者介绍，早期的基督教会并不征收什一税，从6世纪起，教会法开始硬性规定信众必须缴纳什一税。从10世纪中叶起，信徒缴纳什一税的义务也得到西欧各国世俗法的认可和支持。什一税的征收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大什一税、小什一税和个人所得什一税三种。(www.daowen.com)

从众筹方式获得经济资源到硬性方式获得经济资源，这种转变将众筹权力化，实际上对于众筹组织结构而言，是一种“变脸”行为。拥有了超量的资源之后，用支配权来强化对资源的占有，不受制衡的众筹模式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如此。

不过，英国是一个特例，教会和王权之间的权力平衡，中间的民权得以生长。从英国民主宪政史的角度而言，英国教会在很多方面也产生了积极意义。二元的权力结构平衡需要一个理性的契约平衡，不至于让治理体系出现失控，相互妥协才能够维护社会平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家权力的膨胀和专制的发生。教会和王权的博弈建立了一个现代法律制度，带动了世俗法的发展，教会和王权都是财富的拥有者，他们希望能够通过立法来维护财产权，而财产权所附带的权利就是个人的自由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出于教会的神圣性，基督教信仰有助于培育法律信仰和法制传统，他们宣扬的社会伦理就是公民可以树立不服从王权的理念和原则，这有助于培育宪政所必需的社会伦理基础。而这些历史文化经济因素能够堆积在一个岛国之上，就促进了后来的社会革命。历史有偶然的因素，当必要条件在英国具备的时候，近代化的市场经济就真正开始了。

欧洲的金融系统一直比较发达，欧洲金融业发展的广度和深度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众筹获得的资金以及什一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资产大量的集聚效应，使教会拥有了大量的地产和城市房产，这些剩余的资产需要由专业的、懂经济的人来打理，欧洲的信托经理人就此诞生。

众筹模式在聚集了大众的资金和资源之后，同样需要将这些资源分配给专业的经营者来理财，这和当年教会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在前文中，我们看到王权的战争众筹行为，这是一种股份制的公司形态；宗教的资源分配则复杂得多，宗教战争中的费用需要通过教会众筹来出，大量的海外传教士的出行费用也需要通过教会众筹来筹集。所有教会经济资源的经营与教会信仰事业的发展之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体系。

宗教资本的积累使得资本能够从生产中被抽离出来，形成金融资产。应该说，宗教在西方社会中创造了一个金融资本供求平衡的社会经济。存贷款利率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这能够使金融成为配置资源的主导角色，对于古代经济体而言，是难能可贵的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