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极端的集权专制的法律制度，是扼杀市场经济发生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化的经济，是法治政治制度环境下的经济，所以，没有法治基础，就不会产生市场经济。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方略，形成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尊”的统治理论。这样的理论是容不下企业家的。企业家的本质就是通过创新和创造性破坏来重新取得市场地位的。不尊重个体的经济体，很难形成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旧的经济组织中复制了皇帝的体制，因为古代的商帮家族其实也拥有一个“皇帝”。

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制度的形成离不开健全的个人。制度经济学者认为，从自由的信仰到自由的个人，再到自由的秩序，最后到自由的制度。

其实就承认“人人生而平等”这种朴素的价值观而言，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种思想观念从传播到被普遍接受，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只是互联网加速了个体思想解放的进程，全球普适的概念在全球传播进程在加快，这是一个社会趋势。

信仰和法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怎样来维系一种理性制度？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

前人对宗教和经济成果之间关系的研究，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侍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人们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

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信仰。更重要的是，信仰的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利益。这些要素能促使一个社会走向不断扩张的秩序和公正。(www.daowen.com)

21世纪的全球繁荣是建立在全球良性的制度设置之上的，具有良性制度的市场经济体的突飞猛进，不仅在于技术发明，更重要的是在于制度法律和产权结构等因素。有法律保护的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近乎决定性的因素。

这正如笔者在前文中叙述的那样，其实，要创立一个现代企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互联网众筹成为国家发展的加速器，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在这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至少全社会应该具有理性思维和形式逻辑思维能力，具备一种科学精神，这是互联网众筹在法治框架之下良性发展的前提。

众筹这种组织本身具有“自由抉择”和“不划分等级”的民主精神，也促使参与者积极地出谋划策。众筹组织中的众筹领袖和其他参与者普遍具有民主精神，基于民主精神而建立的规则就可以上升为制度。基于道德感的诚信体制和对别人的尊重是必要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些众筹人需要具有法治精神。这是未来众筹发展的必要条件。

最佳的商业制度来自信仰，这样的论断不是笔者的观点，而是整个西方经济史的实践历程。在100年前，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努力解释托起制度的信仰体系。尽管韦伯的观点在西方也并不是被所有人都认同，但是西方市场经济史与新教精神确实密切相关。不过这不能说明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体系，我们至少能够认识到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本源和文化基础。

中国人靠什么来建立一种制度体系？基于宗教信仰显然不是标准的路径。笔者认为，中国的道路可能是一种技术层面而不是信仰层面的制度建设。互联网带来信息透明化，在中国极速的城市化之后，我们有可能直接建立一种良序的市场经济，而与宗教信仰关系不大。透明化有它自己的威力，也许，未来的制度建设需要透明化网络这样的工具。互联网将带来一种技术性的透明主义，这也是一种历史潮流。新教之外的文明体系，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形成新的互联网文明。众筹模式在运行之中遵循互联网信息透明的原则，这是一种外化的监督体系，与信仰这种内化的价值认知体系一起，就成为推动世界新文明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