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的金融系统是低效的，尤其对创新的支持是羸弱的。笔者认为这不是当代管理者的错，中国没有什么好的金融传统，这从历史两千年的经济史数据中是得到验证的。历史是割裂不开的，一个农业国家有着深厚的农业文化，土地被认为是最宝贵的资源。人们对土地资源的偏好似乎是写在骨子里的，大众对房地产和不动产的偏好，很可能归根于对土地资源的偏好。这些观点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论证，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内核文化还是有感悟的。

张迅诚先生认为：“中国在出口纺织品和瓷器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这些工业比例在整个经济中不够高，不足以让近代中国人和欧洲人一样脱离农业生产。羸弱的工业提供不了让产业继续发展的充足资本，一般的金融服务能力都没有建立起来。”

我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而不发的原因，是财主们累积土地财富，扼杀了资本主义萌芽。稚嫩又疯狂的高利贷体系不可能支撑系统性的经济活动，有些需要投资十年才能够见利的活动，在民间是很难使用金融资本作为助力的。手工生产体系就是靠生产积累，没有金融加速器；农业也是靠一季季种植的土地扩张，经济运营非常低效。

《土地兼并是民族灾难的祸根》（源自网络，作者不详）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土地作为财富标的，对于资本的流动性是一种打击。笔者虽然不完全同意文章中的一些类似的提法，但是单一的财富衡量标准，必然导致大量的经济资源沉积于土地。

明朝形成了大面积的土地兼并气候。一开始是地主阶级疯狂抢掠自耕农的土地，使农民沦为佃农。一方面，皇室、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掠夺土地。另一方面，大官僚、大地主、土豪劣绅也在疯狂抢掠农民的土地。明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袁州一府四县70%的土地都是严家的。大量自耕农的消失，又直接导致小手工业者的破产。

由于系统性的限制，利益集团自肥努力失败，明王朝在中后期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当整个皇帝宗亲和地主阶级把下层劳动人民剥夺得一干二净以后，接下来，大地主、大商人开始对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实施剥夺。在明朝，大小地主都兼营一些店铺、牙行、盐酤、煤灰窑以及一些手工作坊、工场等工商业。当土地兼并疯狂进行，贫困人口占绝对数量时，拥有购买力的市场就无法形成，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被打破。整个社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价值上无法实现，社会同样处于资本极度匮乏的时期。

不过，明朝也有明白事理的皇帝，也曾经竭力维系社会资源分配的平衡。例如，明仁宗开放了许多原先不许老百姓涉足的山泽园林，允许无地的农民去那里垦荒耕种，对于各地逃难的无地流民，也一改惩罚措施，转为妥善安置。明宣宗严厉打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豪强地主，并爱惜民力，多次减免农民赋税。因此，土地问题在这个时期并不严重，这也算是明朝的盛世，史称“仁宣盛世”。

但是好景不长，之后的土地兼并之风又起，和当下的房地产热一样，当代中国人被问及是否成功时，往往第一句话就是有几套房子，位置在哪。一些成功人士可能会表示，自己在北京三环、海南、上海黄浦江边都有房子。这和人对财富形式的认知有关。其实在明朝后期，有产阶层的财富衡量标准几乎一元化了，就是土地的多寡、良田还是薄田。(www.daowen.com)

土地占用了大量的资本，几乎所有积累的资本又用来进行土地兼并，土地农业的成果大部分到了地主和皇室宗亲手中，佃农和自耕农陷入赤贫。这种没有规模市场的单一经济模式，无法实现资本金融体系的转化。当购买力极度羸弱的时候，佃农和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以及高利贷关系，表现为更深层的经济和人身捆绑，社会发展模式大大地倒退了，一步步从自耕农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关系过渡到半农奴制。

清军入关后，情况更甚。土地掌握在少数的大地主手中，他们占有了大部的农业劳动成果，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除了糊口，几乎没有什么消费能力。农家的几双碗筷要用几代人，冬天的棉衣到了夏天抽去内里的棉花就是单衣，和珅家的佃户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不是戏说，而是有真实记载的。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手工业者的产品卖给谁去？

其实，没有一个规模化、竞争化的自由市场，谁都得不到好处。宏观经济的铁律是：只要社会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劳动人民就不能分享社会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从而就会引起劳动人民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灾难循环的本质。贫穷对于地主阶层和商业阶层来说，是真正的敌人。零和游戏发展到最后，总有山穷水尽的时候。

任何新的事物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型的，都是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会不断积累，量变促成质变。然而，资本萌芽在明清时期处于量变阶段时就被生生地阻断了进程。当然历史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过摧毁了市场之后，社会出现了系统性倒退。系统性的土地兼并造成系统性的经济失败，明朝的败亡是如此惨烈，在世界开始拥抱市场的时候，他们的经济政策却摧毁了市场。没有了市场，金融业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土壤。

回到现实，今天，在房地产财富成为一元财富标的的时候，超越需求的地产投资正在吞噬资本，后来者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拥有一套房子，这激活了资本的贪婪，但不能够建立基于独立人格的多元发展体系。透支了未来15～30年收入的年轻人，创业精神被压制了，成为“房奴”。所谓“压力产生动力”之说并不现实：没有经济积累，没有购买力，没有自由的人格，就不会有多元价值的追求。精神消费等更高层面的消费行为首先被压制，人生的追求和兴趣也会被压制，其他多元化的消费市场都被压制了。单一经济模式越兴盛，多元经济模式发展越困难。

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过剩的时代，但笔者不认为这是现实。很简单，基于经济最基本的价值规律，如果中国资本过剩的话，融资成本就不可能如当下这么高。

我们之所以对众筹经济寄予希望，恰恰是众筹能够折现所有的资源，具备比以往金融体系更加广泛的金融资本的折算基础。专业人所拥有的一切市场资源都能够金融化，这能够解决中国多元产业金融的资源配置问题，笔者对此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