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宗教场所一直都是众筹建设的结果。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世俗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伦理而不是宗教教义来构建的。但是在中国古代，也曾有过长期的宗教繁荣，对于古代众筹模式而言，除了公益慈善这一最大、最普遍的应用，处于次要应用的方式就是宗教建设了。

在一千多年前的甘肃，公卿、夫人以及大众都热衷于塑立佛像，并且按照家族或者信众领筹的方式来建立佛教设施。其实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大乘佛经都对佛像供养予以宣扬。敦煌地区的造像活动从4世纪至14世纪延续了一千余年，由此形成了悠久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根据造像场所和使用材料的不同，古代敦煌的造像主要有石窟造像，寺院、佛堂造像，绢、麻、纸造像等。2008年，“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课题组首次确认莫高窟中供养人画像的具体数字。莫高窟中现在保存有供养人画像的洞窟281个，供养人画像9010身，其中唐代数量最多，达到2115身。这些画像涉及北凉至清各朝代，形成了一个绵延千年、传承演变的供养人画像长廊。

出于信仰的众筹体系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个体系是不是已经存在了1万年也未可知，但是敦煌莫高窟建设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却也算是一个奇迹。这些捐助者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持续努力，将一项具体的事业连续推进一千年，这在当下的企业界，全世界只有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是一家做日本佛教建筑的企业。如何让一项社会事业存留得更久，也许这里面需要一种超越功利的价值存在。对于当下的众筹模式研究，我们认为企业可以是一个单纯的营利性组织，但是众筹组织这样具有事业组织性质的组织，就需要一种更高的事业理论来支撑。

在讨论敦煌的时候，实际上笔者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的事业组织形态，而不是在谈宗教本身。在企业界，彼得·德鲁克对企业组织和非营利的事业组织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我们希望能够在敦煌建设这种典型的社会事业中，找到中国古代事业组织发展的内在脉络，这样对于中国当下的一些事业组织可以做一些比较研究。

现在敦煌已经是旅游胜地，人们去莫高窟参观，看到的大部分都是供养人画像。供养人是敦煌壁画的重要内容之一。“敦煌学”中的所谓供养人，就是指信仰佛教、出资出力、开窟造像的施主和捐助者，包括当时社会上各阶层、各民族的佛教信仰者。这些开窟造像的施主和捐助者，为了虔诚奉佛，时时供养，功德不绝，同时也为了留名后世，显示自己和家族的名望，开窟造像时，在洞窟里画上自己和家族亲眷、部下属僚以及侍从奴仆的肖像，这些肖像就被称作供养人画像。

显然，基于事业理论的价值认同，其实在全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事业组织也是有功利的，只不过有些是直接功利，有些是间接功利。当社会中的大众感受到间接功利也能够带来好处的时候，才能够实际上带来社会事业的真正繁荣。公共事业正在做一些间接功利的事情，自觉维护公共事业秩序，这样的公共价值事业才能够存留下来，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协作系统。

无论在企业组织，还是在非营利的事业组织中，人们都是有功利心的，那些没有间接价值认同的社会，往往无法组织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型社会。笔者在这里提出“公益事业功利链”这个名词，这种功利链的长短反映了国家和民族对公共事业的认知能力。

人们做任何事情总是需要一种价值的支撑，要么有物质价值，要么有精神价值。这种价值诉求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存在一些功利因素。即使做的事情不在当下有回报，也可能有惠及子孙后代的诉求。公共事业的目标性决定了公益事业也需要回报，不过这种回报可能是跨越时空的，需要过很多年才能够看到这些公益行为对体系中的人是有利的。这样的事业步骤可能很多。比如，经济学中有一个简单的道理：远方的贫穷经济体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进行援助是花钱的事情，耗费的是当下的财源和人力资源。但是，当远方贫穷的经济体开始具备购买力的时候，也就被成功地被纳入到市场体系中。市场扩大了，发达经济体就具有更大的市场回旋空间，这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如果将这些间接的价值连接起来，则就很容易找到笔者所说的“公益事业功利链”。从私利的角度来说，通过一步就可以实现是很好理解的，如掠夺就可以，价值直接交换也可以，但是，从“利他到利己”的转化中，则一定有一条很长的道路要走，是一条长长的链条。

公共事业的目标性也是众筹组织能够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从单一的众筹体系过渡到持续性的众筹体系，这是众筹自身的发展逻辑。参与众筹的人在做一项事业的时候，必须能够做到事业价值的自洽，即众筹人觉得这种持续性对于他们有价值，否则，众筹组织就不可能长期存活下来。(www.daowen.com)

古代敦煌供养人在造像时一般都要画上他们的供养像并题名，以表达虔诚礼佛供养之意。此外，他们还往往在造像时撰写愿文，表达他们造像供养的动机、愿望，反映其信仰观念。这为我们了解古代敦煌僧俗信徒的信仰观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一，逐渐突出了造像的“功德”意义。唐宋时期敦煌的民众相信，要想现世获得福报，来世获得善因，就必须努力奉行佛教所倡导的种种善行，广种福田，积累功德。这正如天福八年（943年）节度押衙马千进所造绢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题记所说：“求珍宝者，需投沧海，要来世之胜因者，需种福田。”因而多做善行、广积功德成为当时敦煌各阶层人们普遍的自觉追求，他们积极投身于诸如写经、转经、造窟、造佛堂、造寺庙、造像（塑像、画像）、浴佛、行像、造幡、造塔、安伞、燃灯、舍施、设斋等种种佛教功德活动。其中开窟、造像是当时敦煌最大的功德活动。因此，每当完成一项开窟造像的工程，人们往往要“庆赞营斋”，举行庆祝法事，撰写“功德记”。

第二，逐渐突出了造像的现实功利性。在唐宋的敦煌人的观念中，造像之类功德是可以给他们带来善报的业因、业根，故称之为“善因”“善根”“胜因”；这些功德的业力将使他们获得福果，故称之为“福”“胜福”。因而，他们进行造像的具体动机大都起因于现实的功利目的。

第三，逐渐突出了祈愿的普遍性。从北朝至隋，敦煌供养人造像供养的祈愿不外乎七世父母、现在父母、合家居眷、一切有情脱离三途八难、往生净土、齐成佛道，主要是针对宗教生活而言的。而唐宋时期敦煌供养人的祈愿则已大大扩展开来。

总之，从北朝、隋代发展到唐、五代、宋初，敦煌供养人造像供养的观念逐渐增加了现实的功利性和世俗生活的内容，使我们得以从一个具体的视角窥见唐宋时期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轨迹。

宗教文化的延续性对社会事业组织的借鉴意义在于，建立一种社群中人人能够获得心灵满足和价值满足的系统，互联网时代的众筹组织需要将宗教文化中的一些价值系统方法用于体系建设。正如慈善组织中有一些好的工作方法可以被移植出来普遍应用一样。

资深财经媒体人孙燕君先生撰写的《马云教》，是他继《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之后，又一部有关马云的力作。它从马云对企业近乎宗教般追求的情怀入手，深入剖析了马云从一个普通英语教师一跃而为世界顶级企业家的心路历程。孙燕君在书中说道：“成功的企业家很多，对企业有宗教般情怀的企业家很少，成功的、有宗教般情怀的企业家少之又少。当然，马云只有一个！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超越世俗，具有了灵魂，才有了生命力。”

事实上，当我们对众筹精神做远年追想时，这些古代出资出力、开窟造像的活动，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余温。也许，可以对当下火热的互联网众筹浪潮做一些冷静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