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乡村自治和城镇自治的模式而言，笔者有一个主观判断：中国古代历史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是皇家大一统的结构，而是一个超级皇权和无数个自治组织结构，类似于古代欧洲小盟邦的角色。这些古代的自治组织，就是东方史学泰斗谷川道雄笔下的“中世共同体”。笔者想从这里找到一种古代社会的组织文化，能够解释今天中国人是如何拥抱互联网，并且在互联网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历史的映射关系。一方水土的文化传承，即使有较大的历史变迁，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

谷川道雄是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的传人，是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领袖学者，特别是在六朝隋唐史方面，更称得上是核心人物。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并倡导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中世纪，对推动日本学界的有关研究发挥了领导作用。在他的著作《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对六朝具体历史的分析，分析中国古代精英阶层是如何团结基层民众，实现局部社会治理的。在这部著作中，读者能够发现中国古代贵族其实是愿意和民众互动的，并且他们以此为荣。在撰写这部通俗的经济类书稿的时候，笔者很欣喜于发现这样的历史性陈述。

笔者不是一个史学研究者，或许谷川在描述一个理想主义的古代中国，关于他观点的正确与否，笔者认为不是非黑即白的，可能史实既不像谷川描述的那样美好，也不像悲观论者认为的那么灰暗。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能够自洽的体系。毕竟，真正的民众组织结构体系是历史的主体部分，他们协作和进行生产活动才是一辈又一辈人生活的常态，这能够解释乡村社会是如何长期稳定运转的。

研究中国古代个体和个体的联合方式，以及他们的治理结构，对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意义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梳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对中国人的社会治理结构有着极大的兴趣。他在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对话的时候，一度认为中华文化将成为全球性的主流文化，因为足够强的包容性和稳定性使之能够成为世界走向统一的唯一的世俗文化体系。

当下，谈及复兴中华文化，让中国在互联网时代能够引领未来发展，这些是不能够依靠全盘引进文化来实现的，而要在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体系中找到有价值的、引领未来的思想。互联网在中国的应用几乎没有碰到文化障碍，先进的互联网思想也在不断涌现，这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和互联网精神的契合。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部落化，部落社群的领袖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角色，这能够带来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动力。社群领袖需要很强的自律能力，其角色是一个社会治理者，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商人角色。互联网时代的社群领袖多少都会具备贵族精神，这种贵族精神不是单一维度带来的对物的崇拜，而是通过有价值的自律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并且能够引领社群发展。

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中国人是不缺贵族精神的。在古代，一部分贵族是社会治理的中坚者，愿意为天下大众贡献心力，这在儒家文化中恰是一个主旨，而且，中国古代的贵族也愿意和大众一起来治理社会。换句话说，中国的乡村自治组织的领导者愿意为社群中的人的福祉而努力。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成为社群领袖加官晋爵的名望功德方面的依据。

中国知名历史学家侯旭东先生在评述谷川道雄思想体系的时候，认为谷川引证的史料其实不一定能够完全支持他自己的论点，但是也没有做否定。三国之后的几百年，是天灾、战乱频繁的时代，人们为了生存而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之外结成新的共同体，由此形成与古代社会不同的基层社会结构。共同体结成的契机是对自身私欲的抑制，这主要体现在士大夫身上。他们的自我抑制精神使得他们在危难中救济乡党，共渡难关，实现了家族、宗族、乡党与士大夫的共同体的结合。这种结合就是“豪族共同体”，后又被概括为“名望家统治”。中世共同体治理模式结构如图1-1所示。

图1-1 中世共同体治理模式结构图

侯旭东在《评谷川道雄＜中世社会共同体＞》这篇文章中说：这种自我抑制精神从士大夫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扩展到包括学问、思想、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精神特点，成为“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从这种精神的对象世界反馈的人格评价即乡论，又赋予士大夫社会指导者的资格。六朝贵族的阶级地位正是以这种乡论为基础而形成的，而正是这种乡论才是他们能够超越王朝权力而获得自立的社会地位的根基”。在乡论基础上，通过“九品官人法”，六朝的贵族进入官界，实现了与政治世界的结合，成为王朝的支配阶级。

这种新型共同体关系不仅存在于六朝，而且延续到隋唐。北朝实行的均田制的理念与贵族道德的土地观念是有共通精神的。汉人贵族与其乡兵的关系是贵族与乡党日常关系的军事机能化，以乡兵集团为基础形成的西魏府兵制后成为周、隋、唐各国的军事骨干。笔者认为，既然地方自治组织已经有了军队，那么在本质上，这样的民间社会群体更加接近欧洲的城邦国家，只不过乡土社群拥有军事组织，对于社会稳定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基层军事组织训练有素，极可能造成局部暴乱。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讲，这些社群组织起到连接民众和国家机器的作用，作为功能化的组织，促进了国家安全。

科举制也是被谷川称为“贤才主义”的新型贵族制的体制化。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同体世界作为国家体制而制度化”。隋唐帝国是一个由胡汉两族组成的共同体社会，经相互渗透、合成，共同建设的新贵族主义国家。(www.daowen.com)

谷川所关心的并不是贵族如何控制朝廷，而是研究涉及贵族赈济宗族乡里、支撑赈济的观念，以及赈济产生的影响等，以贵族赈济活动为核心勾画了“共同体”的形成机制。谷川对贵族的精神世界高度重视。过去受到经济决定论的束缚，忽略了中国人对规则的尊重和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研究贵族多从经济的角度加以界定，强调贵族就是大土地所有者，其实就在掌控社会的一切。实际上，中国六朝的贵族认识到他们自己其实和底层乡党是共生的一种生态，是共同体；拥有不代表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财富，而要做好分配，自律实现共生。谷川强调“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必要资格，在于其人格所具有的精神性”，旗帜鲜明地反对仅从大土地所有的侧面认识贵族，从而开辟出分析贵族精神世界的新领域。

谷川不是一个历史的臆想者，他的研究来自古代日本对中国史的研究资料的保存，也有的来自中国古代的乡记。他的研究侧重于结构、数据和伦理规则（一种社会行为规则）的记述。在侯东旭的书评中，谈及一个笔者比较认同的案例：谷川以北魏末年杨椿对子孙的训诫为例，详细探讨了北朝贵族的伦理观念，认为这是“超越对权势、财富的欲望，选择生存于士人之道义的世界的立场”，是一种“公共的世界”，也是“当时身为士大夫者所应该遵守的伦理准则”，因这种态度而生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使人与人的相互结合成为可能之社会伦理的实践”，并具体研究了实践中这种伦理如何促使贵族成为乡党的指导者。谷川认为当时大多数贵族拥有广大田产，但贵族存在的基础还包括大土地经营所无法涵盖的内容。具体说来，是围绕大土地经营而生的物质契机，如救济用的“余粟”产生的精神作用，即贵族对名利的超脱，使其与乡党的结合成为可能。在谷川看来，赋予贵族人格特质的精神性不仅限于伦理意识，还扩展到学问、思想、文学等各个文化领域，而其根底在于古代以来形成的礼制观念。谷川还进一步提出，这种精神的培养来自学问。学问是旨在人的教育的知识体系，“学问是贵族得以存在的依据”，是支配民众所不可缺少的机能。

侯旭东评论谷川道雄说：贵族的精神世界可以说是谷川道雄把握六朝时代特性的关键。正是这种超脱名利的自我抑制的观念及由此而生的实践，使得贵族成为乡党的指导者，确立了在乡里的地位与威望，形成自立于朝廷的存在，并通过“九品官人法”进入官界，将其理念引入朝廷的政策中，实现贵族对朝廷的支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宝华说：“谷川几十年执着的追求，几十年一直在寻求的是想解明中国历史社会得以连绵不断持续五千年之久的原因何在。”事实上，谷川道雄的精神因素解答，无形中契合了当下众筹组织中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能找到互联网时代人们团结组织起来的内在的文化基因。

在引述史料的时候，笔者只能站在历史学家的肩膀之上，而不可能自创体系来说明中国古人的协作组织架构。谷川研究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中国人是如何保证自己的文化连绵不断的？中国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其实提出问题已经很重要了，虽然对于这样的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

民间自组织这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根源。乡土社会如果两千年来在内部一直斗争尖锐、你死我活的话，中国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在其他古代文明消亡的时候，还能够存在至今，而且具有极强的再发芽生长的能力。这种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恰恰来自乡村贵族的自律共同体。

中国人的社会共同体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治理结构中，皇权专制也是有限体系，而不是无限体系，这给民间自治组织留下了空间。18世纪西方的中国观发生变化，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认为中国古代是彻底的专制治理结构，这代表了西方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并且这样的观点流传深远。

同样是西方人，利玛窦（1552—1610）则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他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在北京就生活居住了10年，他对中国的描述还是值得采信的。在他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虽然我们已经说过中国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从前面所述应该已很明显，而且下面还要说得更清楚，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虽然所有由大臣制定的法规必须经皇帝在呈交给他的奏折上加以书面批准，但是如没有与大臣磋商或考虑他们的意见，皇帝本人对国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已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可以肯定下述情况是确凿无疑的，那就是皇帝无权封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对任何人的赐钱，或增大其权力，除非根据某个大臣提出的要求而这样做。”

利玛窦的记述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君主统治的名义性和有限性。这使得社会拥有一定的自治权，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平衡体系是能够容纳共同体存在的。对于当下来说，人们对自身历史的认识，不至于落入“中国人没有自主和自治精神”的误解中去。笔者认为，不仅仅在六朝时期民间自治组织和贵族政体是并存的，在很多朝代这些共同体都是存在并且延续的，中国历史中有这样组织形式沿革的脉络。

互联网影响之下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自我修复进程，中国理应回到历史的正位。互联网众筹模式中的领筹人正是这种连接社会的新角色，其创立新的社会共同体，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这种“新的共同体”反映在众筹上的意义在于，当下的众筹组织就是一种典型的共同体，组织中的关于“公”的规范是无形的。这是管理学上“企业家精神”在互联网众筹领袖身上的新的发展。虽然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但其实与一千年前甚至两千年前的某个勇担社会责任的贵族在精神内核上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