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正在改变社会和经济基本面，一种众创共享的体系正在建立起来。互联网思维基于人与人、人与一切的连接，本质就是在重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在一个社会体系中，本来人与人的关系就比较紧密，拥有很多互助体系，并且拥有互助的传统，那么互联网形态的经济模式就很容易建立起来。

互联网正在网络上建立一种新的“乡村社会”，它类似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部落体系，社群成为新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后，能够成为社会自治的重要力量。一种去中心化的、扁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在自组织中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影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具有狭隘道德感的组织往往具有很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量，而基于普世道德感的组织往往是有生命力的组织。中华文化内在的普世精神是足以引领东方的，不然，这些核心文化思想也不可能影响人类进程如此深远。

笔者在谈论众筹大趋势的时候，不得不把自己的眼光聚焦于更深的层面之上。在这里，有一个价值思考：众筹这个模式到底是舶来品，还是中国原来就有的东西？在中国社会组织体系发展史上，众筹模式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笔者的研究结论是，众筹模式在中国古代是贯穿始终的东西，中国乡村的自治体系比西方社会借助宗教的自治体系更加完善。而且，众筹模式在中国古代乡村是普遍存在的。

“众筹”，仅仅这个词汇是从美国漂洋过海过来的，但是里子却全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固有因子。在5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西方创立了股份制公司和信托制度，这成就了世界社会经济几百年的高速发展；而在当下，众筹模式及其衍生的新的社会经济模式在东方社会遇到互联网，东方社会的潜力被发掘出来，能够带动新一轮的持久繁荣。

在展开中国历史的时候，和平时期的乡村治理体系一直是笔者研究的对象，尽管在历史上这样的时间不占据主体地位，中国的历史有很多内部征战史。其实，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农民和民间小知识分子领导的暴力改朝换代的进程，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形态。斗争不是主流形态，而人们的日常生活组织和生产协作模式才是主导形态。尽管中国人的分享和互助模式是在历史和平时期静悄悄地发生着，但是史学界很少注重这一类的研究。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乡村社会的治理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二元化”的路线，公权力和自治权长期共存。中国的基层一直是自治的，即使在社会动乱期间，只要不是全面的社会动乱，社会都能够通过自组织形态进行自我救助，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传统社会架构的稳定性。两千年来的“大乱”多数都是农民和顶层统治者带来的，但是当他们走上王座的时候，天下大治，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治理天下，而是人民想要休养生息，不折腾就好了。大治是民间自组织形态的大治，而不是皇帝的大治。解释中国的古代发展，笔者觉得需要注重这些民间自组织的力量。

从法律的严密程度、基层政府官吏数量以及乡里科层制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模式来看，秦汉以来，王朝统治者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结果是失败了。当将乡村精英阶层排除在社会治理之外的时候，乡村自组织形态就被破坏了。乡官无力进行复杂细腻的自组织互助活动，只可能带来底层暴力和乡勇治乡，乡村公共服务的破败，只会造成社会的整体破败。

在秦汉乡村治理过程中吸取了教训之后，其后的历史其实一直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皇权之外，其实还一直存在一个自治的非暴力的民间自组织结构。皇权允许社会自治，他们的妥协保存了这种自治结构，这种结构很可能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稳定之本。(www.daowen.com)

以上几段文字的阐述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仅就社会底层的自组织形态进行一些思考。一个社会的可持续的运作体系总需要一个组织架构做支撑，因而目的在于探讨发挥导向作用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乡官及律令与儒家纲常，国家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基层社会已经存在早期自治组织，在正史的记载中，虽然很少关注这些针头线脑的杂事，但还是有不少有据可查的资料。例如，隋唐五代的互助性民间结社——敦煌社邑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互助是广泛而深入的可见中国民间自组织的昌盛。

随着自治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至明清时期，其自治功能被勃兴的各种社会组织分担。它们不仅进行自我管理，到近代还提供了本应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员蒋楠在其《历史视野下的中国乡村治理》这篇论文中，提到了民国时期福建乡村举办教育事业的事情。文中提到：“例如教育，民国时期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平均约40个村落才有一所学校；而在福建，有侨汇支持的侨乡，宗族出面建立了许多乡村小学。晋江侨办学校在20世纪初的30年就统计达到300多所，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小学。”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一直存在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很早就存在类似于西方“公共领域”的国家与民间同时发挥作用的公共空间。中国人从来就能够组织起精细的社会自组织机构，这使得我们在研究互联网组织形态的时候，能够回溯中华文化的本源，来寻找未来的组织发展路径和社会建设路径。

从秦汉时期就已存在的自治组织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这个过程培养和强化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功德观，从而具有互助和分享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现实中，这种互助和分享是日常化的、经常性的，从而使社会有机体内部存在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更加紧密，也使人际交往的结构方式更加合理。这种互助和分享精神使得中国人的人格表现出极大的张力，从而丰富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众筹组织具有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中国人讲究“助人为乐”，助人和为乐可以分步进行，可能分次实现。你帮别人，别人再帮别人，指不定哪天就有某个“别人”来帮你，“得道多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作为社群的自治组织的基因在中国传递，中国成功延续了数千年，作为社群的众筹组织要成功，必须让社群的基因在社群传递，横向人人传递，纵向代代相传。而社群内成员基本都具有连接、分享与互助的精神，这就是众筹组织蓬勃发展的基础。随着参与众筹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分享与互助的人群将呈几何级数传递。事实上，在众筹组织中，有人找到了客户，有人找到了合作伙伴，更让人动情的是，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真爱。

《管子·形势解》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滴水存在于海，才能成为浩渺的海水，若在陆地，则一滴水是无法长久存在的；同样的，土石生于山上，才能形成高山，若孤立于旷野，则绝成不了“山”的巍峨。正是分享与互助的世界观和功德观，才形成了众筹组织。如果要总结一下，这就是中国人的互助和分享精神的一种文字表达。

中国人互助与分享精神是普遍性的文化特质，能够与互联网文化价值进行快速相融。中国人内在文化精神能够与互联网内核精神水乳交融，而不是类似于水油关系。

众筹将成为中国社会治理和自治结构中主要运作模式，无论是社会活动还是经济活动，都将普遍采用众筹模式作为组织的治理方式。政府权力从细节领域逐步退出，中国互联网社会的建设进程将会加快，社会组织在中国将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建立一个互助和分享的社会，让人在其中生活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愿望将会实现。这不是中国人接纳了舶来的众筹模式，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