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后果，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21次会议上通过了《巴黎协定》，在协定上签字的世界各国均承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该协定以前工业化时期全球平均气温水平为基准，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争取控制在1.5℃以内。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要实现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下降约20％，并在2075年左右达到零净值；如果要实现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下降50％，并在2050年左右达到零净值。在《巴黎协定》的框架下，中国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的四大目标：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0％～65％；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在总能源当中的比例提升到20％左右；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到峰值。

然而实际情况与巴黎协定设定的愿景刚好相反，2016年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自化石燃料、工业和水泥等）一度增长放缓，在2014—2016年间排放量更是保持相对平稳，仅略有增加，然而到2017年以后，全球能源消耗随经济复苏开始增长，抵消了各国为去碳化做出的努力。根据研究报告，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增长1.6％，2018年的增幅更是超过2.7％。2018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45％，其中美国占全球排放的15％。

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的能源格局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近年来光伏、风能的开发增长迅速，但我国电力生产中仍有71.79％来自煤炭，煤炭在电力生产中占比仍然偏高。煤炭消费产生的SO2、NOX、CO2、烟尘等污染物，形成酸雨和温室效应，影响空气质量，不利于生态环境。煤炭的替代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过高，天然气发电的发展空间受到资源的限制，相当比例天然气装机适宜于调峰运行。而我国剩余水电可开发容量仅约2亿kW，其开发难度与造价均已增加。(www.daowen.com)

在严峻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需要制定更加积极的去碳减排方案来阻止气候变化。《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提出，2020年和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低于50亿t和60亿t标准煤，2030年非化石能源电力占全部发电量的50％，2050年非化石能源供应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50％以上。按照非化石能源占比要求，到2030年，我国核电装机需达到1.3亿kW左右。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期，经济转型和能源结构优化的任务十分艰巨。核能作为可大规模替代煤电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是大国强国技术，其能源特性和战略属性决定了核能将在我国和全球能源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现有的低碳能源中，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都具有间歇性，水力发电需要统筹兼顾上游来水、航运、防洪、沿途用水和远距离调水等，设备利用小时数受到汛期和枯水期自然条件的限制。有研究表明，当间歇性能源在电力结构中的比重超过30％时，将会给电网带来安全风险，增加电力供应成本。因此，随着电网中可再生能源比例的增加，必须有可靠的可调节电源及稳定、高效的基荷电源来配套。我国核电均布局在东部负荷中心，而核电设备利用小时高、连续稳定发电的特性正好弥补了可再生能源的不足，并能有效替代燃煤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