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和对应的法规是不一样的。林毅夫指出，现代金融学强调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和大银行，这样的金融制度无法解决小农户以及小型生产企业所需的金融服务。因此，针对中国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和与之相应的法规与条例设定。张杰认为，金融体系建设是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过程中的改革重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装备产业、装配核心零部件以及传统产业中的关键核心技术都需要大量资金，目前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因而需要全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模式。巴曙松认为，在新旧经济转换的特定阶段，需要金融制度创新。现行制度下，新经济类创新型企业存在典型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如生物医药企业资本需求最强烈的阶段是没有盈利甚至没有现金流与业务记录的研发阶段，而在产品研发通过并达到上市标准后资本需求几乎降为零，这造成了巨大的金融制度上的错配。金融制度调整在新旧动力转换阶段意义重大。
法治化营商环境是企业公平竞争和经济健康运行最有效的保障，同时也是有为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性途径。龙小宁指出，应该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法治化营商环境应该是明确的、公开的、稳定的、公正的，要推行的是普惠性待遇而非差别性待遇。她强调，营商环境质量的差异性比营商环境质量的平均水平更为重要。
2.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获得了相对国内经济增长率更高的回报率，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均等。反过来，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也进一步导致了去全球化的趋势和贸易摩擦。对此，万广华认为，为了持续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并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减小收入分配差距。(www.daowen.com)
环境保护显然已经成为共识。环保考核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理念，促使其投资冲动下降而更加关注环境。张军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间的攀比竞争，以及中央政府GDP考核指标弱化是催生这一现象的重要机制。中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方向在于能源效率提升、能源市场化改革和能源结构调整。林伯强认为，未来中国能源结构调整仍存在很多困难，任重而道远。南京财经大学余泳泽认为，环境目标约束会使地方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及调整产业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等行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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