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质量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虽然服务业占比上升意味着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服务业占比上升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需求变动、结构变动、产业分工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成本上升所引致的被动提高。张建华指出，制造业效率低下和成本上升带来的服务业占比上升的结构转变可能会带来结构性减速，对未来发展形成挑战。他认为，在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动能转换意义重大，实现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结构转变是实现服务业结构高级化，防止低效服务业蔓延和服务业“成本病”的重点。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等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通过消费外部性渠道促进了服务业发展，进而在就业替代效应作用下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也直接推动了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助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高铁的技术赶超是全产业链结构升级的一个成功案例，通过系统技术集成和构架创新，中国高铁结束了动力集中和动力分散的争论，实现了另辟蹊径的升级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贺俊研究发现，中国高铁通过技术路线升级、科学研究体系的高度应用导向，以及精准的实验体系降低了复杂产品的试错成本，提高了技术赶超效果，实现全产业链的升级。

北京师范大学胡必亮和刘清杰通过服务化指标测算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和加入WTO以后出现了强化。他们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不仅单向地刺激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未来中国产业变迁将依靠新经济融入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形成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南开大学邓向荣指出，地方官员任期不稳定诱发的政策选择对我国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微观经济主体创新决策中的短期偏好效应，而短期偏好效应则在事实上强化了创新产出的短期化与低端化的路径锁定。

2.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内部结构升级

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的同时，服务业内部增长分化日渐明显。从金融角度观察产业结构升级，巴曙松发现，不同行业的市值占比通常与不同时期的产业结构变化有关。张建华认为，服务业结构向高级阶段升级的过程要考虑需求的变化，即社会福利的增进和与之相适应的高效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同时，通过创新驱动解决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发展之间相互支撑、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问题，促进生产效率的实质性提高。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讨论中，华中科技大学程文认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循环反馈机制、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互动融合机制、知识消费的效率补偿机制、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价格传导机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十分重要。(www.daowen.com)

最优的制度结构和安排是内生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王勇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内部结构的变化，更应该关注到推动结构转型的关键力量——要素禀赋结构。不同部门存在维度异质性，因而需要在生产力、收入需求弹性、投入产出的上下游位置、贸易与否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和分析。基于中间产品结构的角度，复旦大学樊海潮认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而产品质量的提升使得企业更容易进入发达国家。由于中国进口主要是中间产品，如果中间产品关税下降，对小企业的福利增加会更多，使得小企业实现福利上的追赶，从而缩小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福利的差距。

3.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率提升

集聚效应是开发区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优势的来源，其强弱与本地制造业规模呈正相关。当生产性服务行业与开发区主导制造行业关联度较高时，集聚效应更强，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南开大学席强敏指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门槛，进而在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吸引了较高比例的低效率企业入驻，抑制了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提高。针对当前我国创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双重悖论”现象，西北大学高煜等利用1998—2016年的中国省级宏观数据，以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作为地区的要素禀赋，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进行研究并发现，以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的选择均存在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区域差异。武汉大学廖俊敏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扭曲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经济非农化和人口非农化分化问题的关键，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带来显著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和社会福利改进。上海海事大学李杰伟认为，互联网的兴起与信息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日益成为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化解经济发展矛盾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山东财经大学刘华军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外贸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金融结构与人口结构在相异的空间关联模式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