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余官胜（2011）的处理方法，使用联立方程组中各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基于系统估计方法中的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联立方程组进行回归，如前所述，一方面能充分利用联立方程组中的所有信息，另一方面也能避免产生内生性问题。表5列出了全样本和五个阶段的联立方程组系统估计结果。表5中D-W1和D-W2分别表示联立方程组中的经济增长模型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从不同阶段的两个模型D-W值来看，模型的设定是恰当的。

表5　联立方程组系统估计结果

续表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在表5中，联立方程组中的经济增长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1978—2016年的全样本估计结果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抑制作用，并且估计结果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而在五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估计结果中，在1978—1984年的时间段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强，抑制程度为3.158^[14]，到了1985—1991年，这种抑制效应开始变弱，程度为1.761，在随后的两个经济阶段抑制效应为2.437和1.994，在2010—2016年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变得最弱，为0.964，这些阶段相比总样本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弱，为0.031，可见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正在逐渐弱化。而本文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以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进行测算的，说明产业结构服务化过程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也印证了袁富华（2012）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造成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的论证。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总样本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系数为0.024，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提高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从五个经济发展阶段来看，1978—1984年、1985—1991年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为正，但是这种刺激作用不显著；1992—2000年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抑制作用显著，抑制程度为0.023；在2001—2009年、2010—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开始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刺激作用，系数为0.055和0.027，说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近十几年开始凸显出来，前期粗放的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尚可能维持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制造业的迅速成长成为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要素流动性大大增强，基于要素禀赋变化的产业结构合理化进程带来了经济本身的快速增长。

联立方程组中，经济增长模型的控制变量对外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系数为0.665，说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刺激作用，这也验证了Frankel & Romer（1999）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且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逐渐增强的，1978—1984年的影响系数为0.016，但是不显著，1985—1991年的影响系数有所增加，为0.046，仍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1992—2000年的区间内，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开始变得显著，系数为1.014，2001—2009年保持了这种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为0.989。2010—2016年的阶段，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变得非常强，系数达到1.413，在这个阶段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将进一步推动未来中国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促进作用，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正在被释放出来并逐渐加以强化。

在联立方程组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方程中，从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影响来看，总体表现为正向影响，经济增长将带动产业结构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并逐渐向高级化方向发展，这是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的。然而从各个阶段来看，经济增长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也是符合中国国情及配第-克拉克定律的，根据这一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并且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分布将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根据中国国情，在过去的几十年，经济增长首先带动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的改革是首先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刺激劳动者积极性，提高第一产业产值，然后通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将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进行第二产业生产，同时乡镇集体企业开始兴起，随后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事件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活力。因此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带动经历了一个过程，应该注意到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抑制效应正在逐渐减弱，系数在五个经济发展阶段从1978—1984年的0.304开始依次降低为0.259、0.193、0.115，在2010—2016年的阶段回归系数成为正值0.029，但是不显著。这种变化趋势说明，经济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经济增长开始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效应开始逐渐释放出来，总体未来趋势将是经济增长带动产业结构服务化。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模型的控制变量财政分权来看，正如预期的一样，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刺激作用，总样本1978—2016年的影响系数为1.373，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各经济发展阶段的表现特征来看，除1978—1984年财政分权程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为显著抑制作用外，其他阶段均表现出显著刺激作用。同时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刺激作用正在逐渐减弱，系数从2.177逐渐降低到1.370、1.017、0.645。如前所述，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双向的，可能因为诱发地区间技术扩散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也可能因为地方政府干预不当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从检验结果来看，总体上财政分权还是有利于地区间创新溢出增加，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外部性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这种促进作用出现差异，比如在1978—1984年的经济发展阶段，财政分权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这可能是因为这一阶段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是释放效率的时候，地方政府干预过多不利于企业创新的体现，因此产生抑制作用。之后财政分权引起的创新正外部性显现，地区间竞相产生学习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学习效应出现边际递减，反映出来的就是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逐级递减的刺激效应。

为了对比传统升级指标与经济服务化指标衡量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差异化影响，我们选择了传统升级指标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估计联立方程组得到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传统升级指标衡量下的实证检验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www.daowen.com)

当我们以传统升级指标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从表6中的估计结果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总体上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在经济增长方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42，并且非常显著，在产业结构升级方程中，经济增长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高，影响系数为8.849，因此用传统指标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时，其表现出了与经济增长较强的互动作用。而当分时间段进行分析时，发现在经济增长方程中，传统升级指标衡量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逐渐减弱，影响系数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为0.072，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为0.10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下降到0.056，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至2016年为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变得显著，系数也在增强，近些年为0.011。由此可见，传统的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弱，甚至开始阻碍经济的增长，这也从侧面解释了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新的动力。而同时观察经济增长对传统升级指标的带动作用，可以看出是逐年增强的，影响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52增长到近些年的16.352，可见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有利于带动非农产值占比增长的。

由以上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当用传统衡量方法（非农产值/农业产值）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时，产业结构高级化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刺激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作用逐年增强。当用经济服务化衡量方法（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时，产业结构高级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抑制作用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这种促进作用是从近些年逐渐释放出来的。

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借助“结构红利”，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甚至在2007年时增长率达到14.2%。然而产业结构高级化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工业化导致的“结构性加速”现象开始向“结构性减速”转变，结构变迁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渐弱化，这种经济减速规律可能会伴随着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的延长而表现得更加明显。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快速增长，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逐年增加，在2017年接近6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维持在8%以下，2017年为6.9%，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放缓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进入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开始有意重视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规模，因而牺牲了部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反映出的问题是长期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旧的动能，虽然第三产业贡献率有所增加，但是新旧动能无法得到有效转化，损失了部分经济增长。

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世界的人均GDP变化情况见图3。

图3　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世界人均GDP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26美元上升到2017年的8826美元，进入中上等收入水平，在向高等收入水平跨越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更加迫切。而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在1960年时有101个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经历近50年的发展，到2008年仅有13个国家跨入高收入水平国家，87%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顺利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均在1978—1981年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它们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产业结构从以制造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转变，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经验值得借鉴。仅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从图4可以看出，在美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制造业和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比快速下降，在第三产业中，传统服务业批发和零售、运输和仓储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缓慢下降趋势，而服务业中增加值占比增长最快的是金融、保险、房地产及租赁业与专业和商业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这些新经济业态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领域。

图4　二战后美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比较显著的是第一产业占比快速下降，第三产业占比持续上升。第三产业主要行业的增加值占比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快速增长的第三产业中各个行业增加值占比来看，增幅最大的是金融和房地产业，从1978年的4.3%一路上扬，经历快速增长到1989年达到9.6%，后经历较长期的平稳波动，从2005年的8.5%占比开始继续快速上涨，到2016年达到14.82%，金融和房地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具有持续增长势头。虽然服务业、金融和贸易业GDP占比总体保持了持续上升态势，但远远落后于美国。黄林秀和欧阳琳（2015）按照美国统计方法调整后发现，1980年中国服务业、金融和贸易业GDP占比分别为8.9%、8.0%，经过30年的持续上升期，到2010年增长到18.7%和19.8%，增速分别为110.0%和147.5%，服务业、金融和贸易业GDP占比总和达到38.5%。而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这一比例为79.9%，超过中国一倍多，中美之间的差距较大。黄林秀和欧阳琳（2015）比较中国与美国的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现中国服务业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如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在GDP增加值总占比长期超过40%，占据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等行业水平较低，占比仅为20%。中国第三产业贡献率快速增加，但是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这也为进一步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思路，可能新经济业态的生产性服务业是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