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适应市场需求优化的过程，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主导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变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出效率高于第一产业，结构性变动促使总产出率得以快速提升。产业结构的变动和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正在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之一。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加速工业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超越世界各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但是从产业结构及其形成的就业和需求结构来看，中国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过渡阶段，产业结构与工业化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路任重而道远。

产业结构优化主要通过生产要素在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体现出来，一般认为包含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过程。产业结构合理化指的是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它一方面是产业之间协调程度的反映，另一方面还应当是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反映，即它是要素投入结构和产出结构耦合程度的一种衡量标准，就这种耦合而言，研究者一般采用结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衡量。干春晖等（2010）认为，用结构偏离度指标忽略了各产业在经济体的重要程度，并且绝对值的计算也为研究分析带来了不便，因此为了将产业权重引入测算公式，其利用泰尔熵对产业结构合理性进行测算，然而这一指标说明的是产业结构偏离度，值越大产业结构合理化越低。因此为方便对比，参照于斌斌（2015）、田尧和杨坚争（2012）的处理方法，得到本文测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算公式如下：

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指标，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避免了绝对值，也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并且将其转换成正向指标后，ER值越大，表示产业结构合理性越强，有利于更直观的分析，因此选择以式1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方法。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的是在以一定发展总量为前提条件下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的是产业结构重点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依次转移的过程（杨建文，2008）。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本理论内涵表现在产业结构比例关系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首先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其次是传统产业生产技术的持续升级创新或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传统的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标是基于克拉克定律，使用非农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当前多数学者以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如干春晖等（2011）、于斌斌（2015）等，依据这两种方法测算得到的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两种方法测算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1978—2016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自行测算得到；左轴为非农产值/农业产值的指标，右轴为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的指标。

从图1测算结果发现，相比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结果，非农产值占比度量的产业结构升级增长更加平稳，除了极个别年份外，长期处于上升状态，而利用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方法测算得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一定的波动。两种测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产业结构系统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因此其对应的路径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依次演进过程，传统的非农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的测量方法衡量的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前三个阶段，而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则衡量的是高级化后期阶段，因此两种方法测算得到的结果具有较大差异。我们选择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作为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法，相对传统测算方法来看，能够有效反映经济结构服务化的动向，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信息化推动下的经济结构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特征，这是因为“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的典型事实是第三产业增长率快于第二产业增长率（吴敬琏，2008），因此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值可以反映出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发展的程度，值越大说明经济结构越向服务化的方向推进，产业结构在升级。为了对比两种衡量方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同，我们在后续实证研究中引入传统升级指标进行对比。

图2　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率（1978—2016年）(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自行测算得到；左轴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经济增长率指标，右轴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

根据前述的测算方式，中国整体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测算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从1978年经历了阶段性波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波动相对平稳，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改革开放后和近10年的波动幅度较大，总体上仍然处于上升态势，尤其是在近10年上升趋势明显，产业结构逐渐趋于高级化、合理化。并且，中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均存在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中，产业结构变化无论是在产业结构合理化还是在产业结构高级化方面均经历了数次波动，但其变化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是紧密契合的，具有较强的时段性特征。因此，要真正认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必要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阶段进行研究。干春晖等（2011）参照一些经济史专家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程的分段方式将1978—2009年划分为四个阶段，本文以此为参考，将1978—2016年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1978—1984年、1985—1991年、1992—2000年、2001—2009年和2010—2016年。

整体上产业结构变迁趋势向着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和服务化的方向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波动特征，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两个节点开始下降，分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方面，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劳动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也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低端制造业给中国的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中国被推向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低于第二产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开始降低。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在两个时间段有明显上升趋势，第一个时间段是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七八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和重工业化经济结构的调整，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随后到20世纪末，因为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限制，产业结构合理化未出现明显提高，甚至有缓慢降低趋势，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即第二个时间段），要素流动限制降低，并流入生产率高的行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开始快速提高。

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全面铺开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农业产值的增加，而在工业内部主要是对原先的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因此在改革之初的几年内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1984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5.14%，达到经济增速最高点，而1977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7.57%，可见1978年经济制度改革的启动充分释放了经济增长潜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改革重点开始转向城市，但是并未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而与此同时，乡镇集体企业在兴起过程中主要是解决当地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变动不大，但是总体维持在比较平稳的变化区间内。同时，个体私营经济的从无到有极大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在整个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而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表现出幅度较大的波动态势。

1992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转折点，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为劳动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也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剩余劳动力供大于求，而且对外开放的加深和外资的涌入也开创了第三产业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经历短暂下降后开始攀升，产业结构合理化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从1992年14.22%的高增速下降到2000年的8.49%，相对来说，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融入全球，低端制造业给中国的大量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也将中国推向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第三产业发展的步伐明显落后，因此这一时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增长的步伐变慢，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开始快速攀升，说明这一时期产业结构正在快速走向合理化；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开始放缓。从2010年至2016年，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都在快速增加，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增长幅度高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这一阶段增幅最快的原因可能是近些年产业结构政策的调整，注重结构转型促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转变；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存在快速下滑态势，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4%下降到2016年的6.74%，并在2012年至2016年维持在7%左右。

从2010年开始，中国进入新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和最终需求的升级，第三产业逐渐成为增长最快的生产部门，开始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这一时期，第二产业增长率放缓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潜在和长期增长率出现回落。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加快，带动就业结构的迅速升级，最终实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产业结构，这标志着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这也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总体规划。之后，中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符合历史的必然性。产业结构的加速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趋势，也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影响因素。

产业结构转变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产业结构变迁一方面是因为产业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和在技术要求与技术吸引能力上的差异，导致各产业经济增速有较大差异，从而引起国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一国发展阶段不同的情况下，需要不同的主导产业推动国家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成的主导产业更替直接影响到一国的生产和消费等各个方面，这在根本上对一国产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因此，产业结构演进是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以及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过程（罗斯托，1988）。然而技术进步和技术替代可能打破原有经济的均衡，对特定产业部门产生较大冲击并引起生产要素供给的变动，从而造成经济波动，并且主导产业政策可能引起社会投资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结构的变动，对经济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因此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征（Baumol，1967）。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均表现出阶段性特征，因此本文检验了在不同的经济阶段下，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程度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变化情况，为进一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