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5]

2018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研究机构发展的30周年。在30年前的1988年，张培刚先生在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华中理工大学）创办了以发展经济学为主题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提出了新发展经济学的构想。在张培刚先生离世以后，我们把这个机构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张培刚发展研究院”，目的就是要继承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和治学精神。

最近张培刚发展研究院推出了一套丛书——“中国经济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丛书”，共有10本，一是借这样的机会向张培刚先生致敬，二是以这样的方式纪念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张培刚发展研究院）成立30年。张培刚发展研究院期望借助丛书出版向首届发展经济学学者论坛献礼，同时请各位专家对本研究院多指导，多提宝贵的意见。

我要给大家报告的是结构变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即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怎样理解经济发展？当我提出这个小命题时，我们就会联想到发展经济学在几十年前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命题：“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那种情形恰好是在欠发达阶段；而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是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较发达阶段以后出现的一个独特的现象。10多年前，我们一直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不优而担心，其中很重要一个特征就是服务业占比过低，长期以来都在40%左右，很难往上升。可是最近10年，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两个标志性时间点是：服务业2013年占比首次超过工业占比，2015年占到了半壁江山，往后可能还会持续上升，而它在整个经济中的贡献也正在增加。当然，在它的背后也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在56%以上。在这样的现象背后，它意味着什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怎么来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这个现象？如何来看这种情形下整个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以及在这种阶段性变化下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战略研究该如何调整？

毫无疑问，服务业占比的持续上升意味着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中国经济过去的实践来看，服务业占比的持续上升反映了经济转型在升级。它体现在从需求方面来看，我国已经从温饱型的追求提升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大众消费更多转向更高层次的消费，比如说医疗健康、教育、娱乐、旅游等，因此相应的服务需求也在增加。从供给方面来看，新技术革命的出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了新兴服务业，包括金融、商务和电子商务等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可能会使得时空发生分离，在原来服务业中似乎不太可能出现的标准化可贸易的趋势却出现了。因此，服务业传统意义上难以体现规模经济的效应，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使规模效应成为可能。所以这一占比变化也意味着供给方面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全球分工的发展，需求和供给的情况在新的均衡上有可能达到更大、更高的均衡。

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比重情况见图1。

图1　20世纪70年代至今中国三大产业增加值比重情况

从全球来看，服务业占比的上升也是一个大趋势，全球的平均服务业占比应该在60%以上，即使是低收入国家也应该在50%左右，而高收入国家会达到70%或80%，美国接近80%。这种现象反映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但问题是，服务业占比是否越高越好？的确，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很多国家都会出现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下降的情况，但是它的持续上升未必一定是越高越好。因为它的占比上升可能有多方面原因，比如可能是转型升级需求变动、结构变动，也可能是产业分工，但也有可能是成本上升。例如，我们会发现一些低收入国家、资源型国家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它的服务业占比也会很高。一些非洲国家和有些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可能客观上它的服务业占比会很高，这可能是因为制造业的相对滞后，而服务业成本相对提高，使得服务业占比被动提高。由此看来，服务业占比未必是越高越好。而且在结构变化过程中，中国过去已经出现过由于结构调整加速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出现过结构调整在发达国家中带来结构性减速的情况，背后原因很可能是制造业发展成本上升或者效率不高带来的。这样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出现过，中国最近似乎也有这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说，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前30年中，结构性加速的因素是很大的。但最近10年伴随着结构性减速的因素，减速已经成为事实。现在经济增长率已经在6%～7%的增长区间内，未来可能还会减速。(www.daowen.com)

如果在这个减速之后，服务业成为主导，对中国未来发展又有什么挑战呢？最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更好地发展，减速以后跨越这个阶段的时间可能会推后，矛盾可能会增加。特别服务业占比攀升的背后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内部的就是周期性调整。比如说金融和房地产业受周期性调整、货币扩张影响带来的过度膨胀或者不恰当的膨胀；制造业相对滞后或者制造业在这方面出现背离，或者是虚拟经济代替实体经济，对实体经济带来致命的冲击。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全球化趋势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服务业。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这一块处理不好，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过去几十年看，跨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并不见得能够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

它的经验教训有哪些？我们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中等收入阶段，呈现这样的趋势，图2-al与图2-a2表明的是服务业占比当中，消费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变化，跨过中等收入阶段，消费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继续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与之相关的就业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会出现上升的趋势，这是成功跨越的情况。见图2。

图2　消费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占全部服务业现价增加值及就业比重

亚洲四小龙比较接近以上所描述的趋势，消费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这两个占比会出现变化。而拉丁美洲的情况，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不太一致的趋势，就是消费服务业会出现倒U形的变化，开始快速上升，后来快速下降；消费服务业占比，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出现反方向持续下降的情况，生产性服务业的持续下降可能对制造业的支撑不利。结果，当迈入结构服务业主导的阶段以后，它的劳动生产力如果不能支撑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动能转换就会形成问题；而制约服务业的是低效服务业的蔓延，包括鲍莫尔成本病的过早出现。由此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教训，探寻结构转型背后的动力机制，特别是跨越高端服务业这个阶段，要找到一个突破口，高端服务业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支撑制造业升级，来寻找高层次创新人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

实际上我们的研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伴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在结构变化中的确要注意内部产业的升级，尤其是服务业的升级，而服务业的升级越往高级阶段，应该越要考虑需求的变化，而需求变化则越要考虑社会福利的增进，整个公共服务体系如何来跟它相适应，以及怎样避免两极分化。

最后结合中国的情况简单来看一下服务业变迁当中存在哪些风险点，以及应该怎样突破这些风险点。根据我们的研究，第一个风险点主要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过程当中，服务业的结构能否和这种结构调整（内部的优化）相适应，公共服务的低效率问题能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和有效创新不足的问题。如何能破解这些难题来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转型，避免制造业长期在低端化阶段徘徊不前，以及也要防止过早地去工业化，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风险点。第二个风险点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怎样摆脱国际分工给我们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制造业发展向高端转型的不利，或许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来支撑，因此这个可能的突破口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主要从人力资本供给方而来解决这个问题，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支撑，以及适应需求方面的变化，特别是需求方面消费服务业发展和供给怎么相互匹配的问题。它不是低层次的简单重复，这需要在服务业结构变迁中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的生产和研发方面与之相适应、相匹配来支撑整个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使经济向高质量方面攀升，沿着这样一条路径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之间的相互支撑如何通过创新驱动来解决？因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都会取决于服务业内部的升级以及服务业如何和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匹配，还有它们生产效率实质性的提高，这些都需要创新驱动。

根据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认为，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点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互融合发展的有效性问题。因此，我们建议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要从需求端适应需求的升级变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提升人力资本的匹配效应，这会涉及收入分配政策以及人力资本与之相匹配的问题；二是增加公共服务业的有效供给来提升人力资本的供给效率，这需要财政的支撑，更加注重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改革，包括研发、教育方面的措施；三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时能够更好地融合发展，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可能要区别对待一些不同的部门，例如金融怎样更好地支撑，怎样防止房地产规模过大以及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问题，还有一些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相关科学技术服务、软件服务等领域如何支撑整体服务业的提升以及促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