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3]

首先要感谢基金会和论坛，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也是论坛发起单位之一。前面嘉宾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我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个人对逆全球化现象的一点思考。

逆全球化问题跟我以前提出的一个观点紧密相关，那就是3月15日我在“鸿儒论道”上说的，中美之间贸易战争迟早要爆发，不是可能或不可能爆发，而是迟早要爆发（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36299）。其实那时国内还没有多少人关注中美贸易纠纷，媒体和社会真正关注这件事情始于3月23日，也就是我提出“贸易战”一周后。即便是3月23日之后，官方和大部分人都使用“贸易摩擦”这个词，认为贸易战是不可能的。

过去9个月，国内的学界和媒体一会说没有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很简单就能解决；一会感觉大敌当前、兵临城下，无法逃脱；更有人摩拳擦掌鼓吹“大打大赢，小打小赢”。最近又比较乐观了，因为12月1日中美首脑举行了会谈。但是我个人一直持悲观的看法，就像4月初我再次在媒体上所说的一样（见http：//www.eeo.com.cn/2018/0406/326165.shtml）。今天我还是不乐观，我坚持认为中美甚至全球局势根本无法回到从前。中国必须着手应对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重构与发展。

下面，我与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为什么我早早推断了逆全球化浪潮难以消退、中美关系无法修复。首先，我们看表示全球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即贸易开放度，见图1。图1清楚地表明，这一轮全球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加速的趋势。其次，我们看代表全球化的另外一个常用指标，即外国直接投资（FDI）的走势，见图2。

图1　全球化：贸易开放度

图2　全球化：FDI（外国直接投资）

来源：UNCTA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就图2而言，全球化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至少在全世界层面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如此。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开始出现显著上升的趋势，这是由冷战结束、全球金融化来推动的。请注意本轮全球化开始的时点。接着，我们来看美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图3显示出美国最富有1%人口税前国民收入占全美财富比重及最富有1%人口净得个人财富占GDP比重的情况。

图3　美国的两极分化：最富有1%人口税前国民收入占全美财富比重及最富有1%人口净得个人财富占GDP比重情况

来源：WID数据库。

图3上面一条曲线显示了最富有1%人群的财富占比。我们看到，这个比重在一战以后其实是下降的，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达到最低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上升。图3下方的曲线代表最富有1%人群在GDP中的占比，早期也是下降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上升。

再看大致平均收入以下人群收入的GDP占比，见图4。图4表明，美国一般人群从整个GDP中分享到的份额，从20世纪60年代末有所下滑，但出现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初。

所以说，美国的收入分配不管从财富占比的角度还是从收入占比的角度来讲，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恶化，与全球化几乎同步。但同步只表明具有相关性，不能说明有因果关系。那么全球化与收入分配之间究竟有没有本质关系呢？遗憾的是，关于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中外经济学界研究都不够。国外的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全球化对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别的影响。这种差别仅仅是收入差距的一部分，而且欠发达国家的很多劳动力是没有工资记录的。

图4　美国的两极分化：美国一般人群收入占GDP情况

来源：WID数据库。

关于全球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我从2003年前后开始关注，并基于中国数据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论文，最近也在做进一步的思考。但我现在思考的不是研究层面的问题，而是全球化通过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带来的对中美关系的冲击，这与中国发展前景甚至中国崛起紧密相关。前面提到，有些政府部门包括部分经济学人对中美贸易战的后果非常乐观，而我却一直偏向悲观，直到12月1日过去了一周也乐观不起来。乐观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尚未认识到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而这个影响通过美国的选举和民意直接冲击着中美双边关系。

其实，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机制并不是很复杂。我们知道，发达国家资本比较丰厚，边际回报率是比较低的，可以认为该回报率是低于国内经济增长率的。而发展中国家资本比较稀缺，其资本回报率往往高于经济增长率。在未全球化的情况下，由于边际收益递减原理，发达国家的资本得到的回报率比较低，劳动有可能得到合适的回报。在发展中国家则可能是相反的情况。本轮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是不能直接流动的，只能通过贸易输出，但资本既可以通过贸易输出，也可以直接流出。那会发生什么？就是资本可以到全球去逐利，这样一来，发达国家如欧洲国家和美国本来就富有的、拥有资本的人群就可以享受发展中国家可能远远大于本国的经济增长率的回报。这可以解释前面所讨论的美国的两极分化问题。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资本回报率。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是否大于经济增长率呢？我们可以看图5。图5是根据现有研究得到的中国资本回报率。我们看到，这个回报率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期在25%～30%的区间波动，远远高于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率，是欧美经济增长率的10倍左右。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直到全球经济危机的2008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也是高于20%的。近些年虽然不断回落，但仍然达到10%左右，远高于经济增长率。(www.daowen.com)

图5　中国资本回报率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是个案，不一定能说明问题。所以我们还使用了Penn World Table提供的数据，粗略估算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将低于30%的观察值剔除后，我们发现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保持了非常高的资本回报率（见表1）。

表1　资本回报率高于30%的国家和地区

其实，资本回报率大于经济增长率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这个机制，并不是我的发现，而是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的核心结论：当资本回报率大于增长率时，不均等会上升。理解了这个机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不均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上升，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攀升，近几年仍居高不下（见图6）。

图6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美国基尼系数

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显然，全球化带来了美国国内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而特朗普及其团队正是利用这个关系，提出“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出人意外地赢得大选。其实，中美之间走到今天的地步，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还有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家之间分配的问题。而后者基本上完全被经济学界长期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间收入分配问题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无解的。这就是为什么本人对中美关系从头到尾都不乐观的根本原因。

另外，有必要指出，全球化与不均等正相关，不只适用于美国，在全球层面和不同国家层面都适用。比如图7显示，全球和亚洲的不均等，以及中国、印度的收入分配均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恶化。

如果用劳动占比来反映收入分配状况，我们能够得到同样的结论（见图8）。图8表明，劳动占比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全球都在下降。

如果看各个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可以再次得到相同的结论。如图9所示，部分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包括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在下降，中国就更严重了。

图7　全球化与收入分配

图8　全球化与收入分配：劳动占比

图9　全球化与收入分配：劳动收入占比（部分国家）

根据上述讨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收入分配恶化是逆全球化浪潮的根本原因。这可以解释特朗普的民意支持为什么一直比较稳定。特朗普推出的一系列举动，包括与中国的贸易战，都跟收入分配有关系。收入分配问题将继续推动特朗普或其他政治家施行去全球化举措。任何人、机构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如果想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收入分配的冲击。从本质上讲，中美贸易战是逆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这股来势凶猛的浪潮不是从美国开始的，也不会在美国终结；既不是由特朗普策划的，也不会随特朗普的下台而消失。

因此，政府和学界不能继续误判，且不能低估贸易战的影响。不少人只关注贸易战对中国GDP的影响，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对就业的影响、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和对中国技术追赶的影响。全球化诸如贸易和FDI，不是简单的生意买卖，还有最为重要的技术转让。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呼唤更多的理论和政策创新，而这是在座每一个人的职责所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