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2]

今天的主题涉及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过去5年，特别是新一届领导人、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在下降。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中央政府增长的目标需要借助地方政府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所以必须去了解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变化。从省级数据和地级市数据、各省GDP目标的变化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变化来看，在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后，所有这些指标在地方政府层面上，无论是省级还是地级市，都做出了非常明显的、持续的下调，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换一个测量或者测度，比如在投资驱动的情形下，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目标减掉GDP增长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该快于GDP的增长率。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在过去5年中这个差距大幅度缩小，换句话说，投资增长率越来越向GDP增长率靠拢。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当然这背后有很多故事，可能需要从中央政府贯彻增长目标的考核指标发生了变化方面进行解释。地方政府被考核的指标在过去5年中显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淡化GDP的增长率，特别强调环保。今天做的这个研究就是验证将环保考核引入地方政府层面以后，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来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首先做一个实证上的识别用来验证观测到的现象是否和环保考核有关系，并考察过去5年里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层面上的执政理念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定义growth_gap为一个省（区、市）的增长与不包括它在内的其他省（区、市）的平均增长目标之间的差距。如果过去的增长是投资驱动的，那么当一个省的增长低于平均值时，该省（区、市）通常会加大投资力度，这个效应是否存在？我们引入虚拟变量post来度量2013年前后的变化。因为2013年新政府上任，我们需要了解2013年以后这个效应是否还存在。我们用pollution_gap这个变量衡量一个地方的污染与平均污染水平的差。比如说，水污染比平均污染水平是否更严重，如果更严重，地方政府是否关心这件事情？考察2013年以后地方政府是否更关注污染还是完全不关注污染，我们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进行验证。得到的结果是增长差距在省级层面都是显著为负，如果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政府一定会加大投资力度。其被解释变量是投资占当地GDP的比重，这样可以看到投资驱动的机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2013年的虚拟变量放进去，2013年的情况从过去显著为负转为显著为正，表明这时如果其增长比其他各省平均增长低，地方政府已经不会再加大投资力度，即地方政府的投资对增长并没有做出特别明显的反应。如果用水污染来衡量一省（区、市）与其他省（区、市）平均污染力度的差距，那么当其污染力度比其他省更严重时，在过去的投资驱动机制下，地方政府并不关心污染是否严重（都不显著）。而2013年以后的结果显著为负，表明地方政府开始非常关心缩小污染的差距。这个实证分析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检验结论：新一届领导人上任以后，其发展理念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贯彻路径是很清晰的，而且它确实能够让地方政府产生相应的调整。(www.daowen.com)

我们还对此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把数据分成2013年之前和2013年之后。2013年以前的追赶效应表明，缩小GDP差距的效应是存在的，所以缩小污染差距的效应不显著；201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地方政府又要考核污染、考核环保，所以对投资驱动增长就不是那么关心。我们把污染指标换成空气污染指标，结论依然是稳健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研究这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模型来刻画这个机制，以及在通过参数校准来模拟机制的情况下，是否会发现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发展理念变化做出调整的机制，这样的结构反映在经济的发展层面上，是否会出现在统计上所看到的结果。我们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引进两个地区，这两个地区有一定外部性，每一个地区都有家庭和企业，其最重要的前提是政府之间是竞争的，这也很典型地刻画了中国的情况。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方面，我们用两个参数刻画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竞争。一个地区的GDP增长率如果小于平均增长水平，在存在追赶的情况下，该地区的地方政府需要加大投资力度，但是投资会带来一定污染。类似地，在污染层面上，我们引入另外两个参数来刻画地方政府在减少污染方面的竞争。把这个机制刻画出来，开始校准这些参数。我们有很多参数，有些参数是回归分析中的参数，有些参数来自文献中，是大家有共识的，校准参数后就可以做模拟。考虑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假设第一个地区经济遇到外部正面的冲击，比如技术进步，它的产出增长就会上升，消费增长，政府投资也会增长，投资也会增加；在竞争机制下，第二个地区也是类似的情况，需要通过投资驱动来追赶增长。

由于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的，它会放大每个地区，特别是第二个地区做出的反应。如果不考核GDP，即中央不考核地方GDP时，第一个地区的产出增长就没有那么多，GDP的增长率也就没有那么高，消费会多一点，但投资不会有那么多。当然对污染来说，如果不考核GDP，污染会下降。第二个地区也是这样，如果不考核GDP就不会有竞争，这个时候消费不会有太大变化，政府投资不会有变化，固定资产投资也不会有变化。所以中国最典型的经济发展机制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攀比，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政府改变了对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比如现在不考核GDP而是考核环保，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模拟就非常有意思。模拟结果告诉我们，GDP增长率会在2010年左右下降，我们是2005年开始考核环保指标的，GDP的增长率当然就会下降一些，消费会增长，政府投资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也会减少，污染情况会有所改善。第二个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类似，但它没有第一个地区变化那么快。我们想刻画在中国地方政府之间攀比竞争的情况之下，中央政府的发展理念甚至于发展目标的贯彻就变得非常重要，它是借助于地方政府做出一些反应来实现对其增长理念或者增长目标的贯彻。实际上在过去这些年，中国的GDP目标值，各个省（区、市）制定的GDP增长目标差不多也是在2013年、2014年以后突然降低，各个省（区、市）的增长目标值都是在各个省（区、市）的两会中确定的，比全国的两会稍早。在全国两会上，全国的GDP增长目标也在下降，从实际上看，地方政府两会开会时间稍早，定的目标为什么却越来越低？当然是因为受到了前一年全国两会制定目标调整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变化借助于地方政府彼此竞争的机制被放大。现在，环境保护显然已经成为共识，当然还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现在环境的状况是否在过去5年有巨大的改善，或者说整个社会福利是否有巨大的改善，但是可以看到GDP的增长率在目标层面上已经大幅度地持续调低了。在这种情况下，紧接着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以下三点：第一，我们是否处在表示环境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段，如果是左半段，对环保的要求提高了以后，特别是在考核指标权重提高以后，GDP的增长率会降低。可能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因为在没有达到阈值之前，污染和GDP增长率是同步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牺牲更高的增长率来维持环境的改善，但这个是否可以持续？第二，要对现在这种做法做一个评估，即社会福利到底有没有持续性改善，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还要继续做的就是，如果环保在家庭层面上对效用有比较大的影响，而污染有更大的影响，那么现在这种做法会改变，我们不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会抵消掉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不改变考核指标，靠罚款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改善程度？这都是后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