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上述理论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或者是转型中国家的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可是按照这些理论的处方去做却基本上都失败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他们总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发现发达国家有什么、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就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或者是发现发展中国家什么东西做不好、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就建议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去做。这样的出发点很好，但是，从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却失败了。我主张“唯成乃真知”，如果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理论，我们就需要自己去认识现象，提出新的能够改造好世界的理论。

当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主张回到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国富论》的结论，而是回到亚当·斯密获得《国富论》的结论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国富论》的研究方法，其实就一清二楚地写在《国富论》书名的全称上，也就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是从研究财富的本质，以及17世纪、18世纪时英国财富快速积累的决定因素而得出其结论。因此，当我们研究发展问题时，我也主张要去研究发展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而不是去研究发达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并以此为标准来看发展中国家缺什么、什么做不好，然后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做发达国家能做好的。

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怎么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呢？就是现有的产业必须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必须不断涌现。任何国家早期时都很贫穷，大多是以农业为生，采用传统技术，因此农业必须逐步采用现代化技术。但仅在农业领域技术创新也不行，农产品的价格弹性低，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所以必须有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非农产业制造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土地、资本从农业配置到非农产业，这是一种产业技术结构的不断演变。并且随着现代技术、现代产业的投资规模、生产规模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大，相应的比如电力设施、道路、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以及金融等软的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建立、完善起来。进而随着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还必须有合同，必须有合同的执行，这就要求法律、法制的不断完善。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这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

我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发展问题，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按理说应该叫结构经济学，正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农业就叫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经济学，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叫新结构经济学？因为第一代的发展理论是结构主义，为了与结构主义区分，所以叫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命名方式，在现代经济学中也有先例。20世纪60年代，诺斯开始主张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按理说应该叫制度经济学，但是现在大家都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因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分于制度学派，就叫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其实也是为了与第一代的发展经济学即结构主义区分。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因素推动上述结构的不断变迁？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水平非常高，资本密集，技术很先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自然资源比较密集的资源产业，或者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农业、制造业。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构差异呢？这种结构差异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呢？仔细思考会发现，这是一种内生现象。发达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因为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少，资本价格相对低，劳动力价格相对高，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有比较优势的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反过来看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政府没有干预之前，看不到资本密集产业，存在的产业基本上不是劳动力密集的农业和小规模制造业，就是自然资源密集的产业，实际上是因为在要素禀赋结构中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这是由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的。由于要素禀赋在每个时间节点上是一定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相对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就决定了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哪些产业有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才能形成竞争优势。

发展经济学所要追求的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或者从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既然每个时点的产业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那么改变产业结构、改变收入水平的前提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要素禀赋结构，怎样从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或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变成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或是自然资源相对短缺？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应该增加资本积累。怎么样才能增加资本积累？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去选择产业和技术。因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就可以形成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同时如果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话，交易费用也可以很低，这样比较优势就会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以后就可以较大限度地创造利润、创造剩余价值，并且投资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形成较高的回报率，资本积累的意愿会较高，资本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和比较优势升级的速度会更快。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不关心比较优势，企业家只关心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如果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必须有一个制度前提，这个制度前提就是必须有一个竞争性市场。靠市场竞争决定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才会引导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所以市场经济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的动态变化，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动态变化过程中，首先必须有先行的企业，先行企业的成败都会有外部性，会比追随的企业有更大的风险，因此必须给予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取决于经济中是否具备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些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企业家自己能提供的。如果要靠市场来提供，需要很长时间，或是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在经济动态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外部性和完善软硬基础设施。所以，一个发展良好的经济体，实际上需要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竞争的有效市场，一个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为政府。在此我也说明一下，很多人误解新结构经济学只强调政府、不重视市场，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是先强调市场的重要性，然后指出在动态变化过程中有很多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需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是强调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两者缺一不可。(www.daowen.com)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为什么失败就很清楚了。结构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让一个收入水平很低、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去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的产业是没有比较优势的。如果没有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企业就会亏损，企业就不会有发展的积极性。所以结构主义所认为的市场失灵实际上并不是市场失灵，而是这种产业在市场经济中根本存活不了，结构主义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东亚经济体为什么成功了呢？因为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正好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早期资本少、劳动力相对多，东亚经济体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都是积极有为的，正好去克服一些前进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品可以出口到国外，所以变成了外向型，同时，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又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就会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就会积累资本，改变比较优势，产业结构就会不断升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华盛顿共识”会失败，而且失败得如此彻底。对于转型之前的那些扭曲问题，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形成的干预以及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这种扭曲都是为了把那些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必要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些扭曲的内生性，认为这些干预都是外生的，所以可以随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资本密集的现代化产业中，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就活不下去，如果把这种干预扭曲都取消了，企业就会倒闭。这些企业倒闭可不可以接受？倒闭的话会出现大量失业现象，就会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不稳定，没有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怎么发展经济？而且其中有不少企业和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没有资本密集、先进的大型重工业，我们就不可能生产飞机，不可能生产航空母舰，也不可能生产原子弹、火箭。一个深刻的教训案例就是乌克兰，其在20世纪90年代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

为了国防安全，资本密集的、和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能让它倒闭，但现实是没有补贴活不了。所以，问题是这些必然给予保护补贴的企业，到底在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国际、国内和很多人争论，当时流行的是科尔奈的说法，即国有企业亏损给补贴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的，与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儿子亏本父亲必须给钱，所以在其私有化之后，切断父子关系就没有问题了。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政策性负担，事实上这些产业都有政策性负担。如果所在的产业没有比较优势，而且是国家战略需要的产业，在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到底是在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多？当时我的推论是：国有时给的保护补贴会比私有时给的保护补贴少。

为什么这么推论呢？当国有化时，如果碰到企业亏损，厂长、经理会向国家申请资金补贴，阐明企业生存是国家的需要，国家只能给予保护补贴。不过给了保护补贴以后，多数会出现腐败现象，即大吃大喝，浪费资金，但极少出现较为猖獗的贪污行为。

而当私有化以后，有没有私人老板补贴国家的？没有。私人老板以同样的理由，向国家申请保护补贴，在拿到保护补贴后，放在他们自己的口袋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就会有更大的寻租积极性。在寻租之时，他们可能会与政府官员勾结，导致更严重的腐败。

20世纪90年代我与很多人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直接民营化就好。我说，如果是在竞争性行业中也许有道理，但是在自然垄断行业或者是没有比较优势或者是与国防安全相关的行业，这种资本密集的产业存在政策性负担，其实私有化以后效率更低。20世纪90年代时与人家争论只是逻辑推论，现在则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东欧国家、苏联的经济学家，都给出了大量实证研究予以证明。我于2015年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发表过一篇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华盛顿共识”的文章“Washington Consensus Reform：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可能是近几年引用率较高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遗憾的是，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实证经验的证据不太在乎，只是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认为私有化就好。但是实际上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更严重，收入差距问题更明显。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渐进双轨改革的好处是可以维持稳定并取得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则是为了保护补贴，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大型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保留的各种干预和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资本极端短缺的国家，没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给予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多数大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就变成了“锦上添花”。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把转型期遗留下来的各种干预扭曲消除掉，才能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好的作用”，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