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的分类和内涵

关于知识的分类和内涵，目前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1958年，欧洲著名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最先提出知识可分为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类。野中郁次郎（Nonaka）借鉴了这一分类方法，认为显性知识是可用正式的系统的语言来表述，可以用书面文字、图表、公式和说明书等形式来共享的知识；而隐性知识却是高度个人化的，难以编码和沟通的知识，基于经验而得来（Nonaka and Takeuchi，1995）。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知识分类方法，甚至对传统的知识二分法提出了质疑。Boisot（1998）提出了公共知识、专有知识、个人知识和常识等四种知识的分类方法；Johannessen（1999）将知识划分为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系统化知识和关系性知识。

高章存和汤书昆（2008）指出，知识是动态而非静止的，知识的存在和活动状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把知识比喻为一条数轴，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分别处于两个极端，在这两端之间还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性阶段和相应的知识存在状态，称为灰性知识。郑承志和黄淑兰（2010）提出了类似观点，他们认为知识二分法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知识存在内隐和外显两个维度，而不能简单二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类。大多数知识同时具有一定的外显性和内隐性，存在一个“知识的内隐性—外显性谱”，所有的知识都可在谱图上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而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则分处于图谱的两端。范道津和郭瑜桥（2008）认为没有绝对隐性的知识，任何知识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编码性，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传播知识的媒介，如行为演示和语言交流往往可被制作成图片、视频等音像文件，存于磁盘等高科技媒介中，这本质上等同于编码化。

我们必须看到，信息技术已对知识管理过程产生了深远而有意义的影响，如今3D技术、多媒体技术、数据挖掘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在线情境下隐性知识的可编码化和可共享传播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外学者普遍提倡利用IT技术建立虚拟对话平台，以促进隐性知识的交流与共享（Dahan and Hauser，2002；Nambisan，2002；Blazevic and Lievens，2008）。郭强和施琴芬（2004）指出，依靠信息技术进行虚拟对话的交流方式，已成为支持隐性知识交流并促进隐性知识传播和共享的有效手段。谢彤和弋亚群（2006）认为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加快部分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过程，并促进对该过程的有效管理。林筠和杨雪（2006）指出，虚拟对话交流平台的建立跨越了面对面交流中存在的障碍和困难，加速隐性知识的共享和流通，实现隐性知识的系统化管理。Lee和Kelkar（2011）研究了支持SECI（Socialization，Externalization，Combination，Internalization）知识创造各阶段、加速隐性知识共享和转移的13种信息通信工具，包括博客、电子邮件、在线论坛、在线培训、即时消息、电视电话会议等。

（2）知识创造的内涵界定(www.daowen.com)

关于知识创造的内涵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学者们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认识。Nonaka和Takeuchi（1995）认为，知识创造是企业的一种创造新知识、吸收新知识并使这种新知识贯穿于组织的整体能力中的创新活动，它体现在组织的产品、服务和系统之中。Grant（1996）由知识资源论进一步发展出企业知识基础理论（Knowledge Based Theory），他认为知识创造是企业利用知识资源的独占性、可转移性和集聚性来实现其竞争优势。Matusik（1998）的研究认为，知识创造意味着企业充分利用内、外部知识资源进行知识积累、价值创造和建立竞争优势。Krogh（1998）指出，知识创造就是许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个体，通过相互协同作用加速创造各种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活动过程。

Mcfadyen et al.（2004）将知识创造看作是个人通过关系资源得到以前不曾知晓的知识。Gourlay（2006）认为知识按其属性应分为专有知识和公开知识，知识创造是这两种知识的持续互动过程。李民（2009）认为“知识创造”是个体或组织在整合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知识共享，达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相互转化，完成知识的转移和扩散，最终创造出所需的系统的知识，并使之应用于实际产品的过程。Lee和Oguntebi（2012）着眼于团队层面的知识创造，认为知识创造就是团队成员通过集体学习而更新和传播知识的过程。Krogh et al.（2012）从组织角度出发，认为知识创造是企业对组织环境、知识资产和创新流程的整合，是三个活动层次的连续统一体：局部知识创造的核心层，提供知识创造资源和环境的条件层，形成组织中知识创造整体框架和方向的结构层。

由此可见，学者们主要从企业资源、知识属性、创造主体等角度对知识创造进行了界定。综合以上观点可以发现，知识创造具有思考行为和实践行为双重内涵。知识资源主要根植于企业员工个体内，具有可挖掘性和可再生性，人是知识创造的首要主体。知识创造离不开个人、团队、组织之间的交互活动，已有研究普遍认同高效的知识创造需要将个人知识转化为团队及组织共享知识，并通过知识联结而形成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