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期，妇产科的医生们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妇产区分娩的妇女常常被一种叫作“产褥热”的恶性疾病所侵染，产妇在分娩后先发生炎症，出现局部红肿和热痛，严重者可能会寒战、高热、体温高达40℃，并且炎症感染部位向腹腔蔓延……如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当，则极有可能危及生命。当时的医学水平还不高，无法对这种疾病做出非常有效的治疗和处理，大部分妇产区都面临着这一问题。可是，在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却出现了一个令医生大惑不解的情况，那就是，在该医院的两个妇产区中，这一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破坏力”却截然不同：在第一妇产区，每年平均有接近10%的产妇死于这种疾病，也就是说，每十个产妇中就有一位母亲，还来不及回到自己的家，好好看看自己的宝宝，和自己的爱人团聚，就受着折磨、带着遗憾，撒手人寰。死亡率如此，遑论受到感染的人数了。可是就在毗邻该妇产区的第二妇产区，产褥热的死亡率却只有2%～3%，远远低于第一妇产区的比例。

虽然医生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但并不妨碍他们做出种种富有想象力的猜想：有人认为是由于第二妇产区所采用的分娩姿势不一样，甚至有人相信是因为两个产区的宗教习俗不一样……人们不惮于做出种种看似合理的猜测，并且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医学工作者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并试图纠正“错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状况持续多年，从未好转。

终结这一切的，是一名叫塞麦尔维斯的匈牙利医生。

塞麦尔维斯于1844年进入维也纳总医院妇产区工作后，也深深地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着。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并不仅仅满足于猜测，而是对每个可能的猜想，都以一定形式付诸实践，一一进行了验证和判断。当时，关于微生物感染的科学理论还未被提出和发现，塞麦尔维斯并不能依据理论来进行解释和判断，于是他对流行的各种说法一一进行了考察：

比如有一部分怀疑，指向的是两个妇产区中存在的差异。有人观察到第一妇产区采用的是仰卧分娩法，而第二妇产区使用的是侧卧分娩法。虽然塞麦尔维斯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太可能，他仍然进行了验证：他建议第一妇产区也采用侧卧分娩法。过了几个月，死亡率依旧不受影响。对于其他类似的说法，比如宗教习惯不同，或者是在分类时出的差错——塞麦尔维斯都要求第一妇产区采用和第二妇产区相同的做法，并且亲自将所有产妇随机分类——情况依然不见好转。

还有一些来自官方的指责：一个奉命来调查此事的委员会将第一妇产区的高死亡率，归咎为第一妇产区里有很多实习的医科学生，而第二妇产区的助产士中则没有学生。委员会认为是学生的检查手段过于生疏和粗暴导致了产妇的高死亡率。塞麦尔维斯虽然并不认为实习生的手法有多么拙劣，但他还是对此做出了回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第一妇产区极少接受医科学生的实习，并且尽量不让实习生去接触分娩手术或进行分娩检查。结果却是，第一妇产区的产褥热死亡率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所降低之后，反而迅速上升到了比以前更高的水平。

正当塞麦尔维斯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给了塞麦尔维斯启发。他的一个男同事在进行解剖的时候，不慎被解剖刀刺伤了手指，不久之后就因病去世。而这位同事的发病征兆和产褥热非常相似。尽管塞麦尔维斯感到，“男人患上妇科疾病”的说法有些荒谬，但他还是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对此进行了验证。他假设，产褥热是由于某种“尸毒”所引发的，而医生们与实习生们常常在尸体解剖之后，直接进入产房助产，中间并没有任何消毒措施。于是他要求，第一妇产区的所有人员，在接触产妇之前必须用漂白粉溶液洗手。至此之后，第一妇产区的产褥热死亡率骤然下降，连续一年都低于2%，甚至低于了第二妇产区。他再将他的观点用于第二妇产区时，他发现，原来第二妇产区的助产士们由于不是实习生，不需要进行尸体解剖的训练，所以他们在接触产妇时，身上就没有所谓的“尸毒”，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观点。(www.daowen.com)

后来，塞麦尔维斯由于被维也纳医学界所排挤，便回到祖国的布达佩斯的罗切斯产科医院工作，在那里推行他的方法。他在那里工作的六年里，罗切斯产科的产褥热死亡率一直低于1%；而与此同时，维也纳的产妇死亡率则直线升至了10%～15%。尽管塞麦尔维斯坚定地推广他的观点和方法，并且被越来越多的病人看作是救命恩人，但他的理论一直没有获得医学界的认可。直到几十年后，细菌和微生物的理论得以推广和普遍接受之后，他的理论才为人们所接受。

在这个故事里，塞麦尔维斯面对一个猜想，他并不是急于去相信它或否定它，而是将其付诸实践，再视情况去判断这个猜想是否正确。塞麦尔维斯知道，想知道一个想法正确与否，将其付诸实践是最好的选择。他从未主观地去“相信”一个观点，而是让一个观点经过检验后，在客观上“正确”，并且不惧怕让这个观点时时刻刻做好接受检验的准备。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科学的实践观，才使成百上千的产妇在病魔的威胁下存活了下来，这也给后人树立了将猜想付诸实践的榜样。

[智慧箴言]

知识是珍宝，但实践是得到它的钥匙。

——托马斯·富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