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这个逻辑，作为经济政策来自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长期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贸易及其利益分配理论是由大卫·李嘉图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李嘉图用“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简单国际贸易模型阐述了他的比较优势原理。在该模型中，李嘉图假定英国和葡萄牙各自都只生产毛呢和葡萄酒。首先从英国方面来看，英国生产一定数量的毛呢需要用10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如果要生产一定数量的葡萄酒则需要用12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其次从葡萄牙方面来看，葡萄牙生产葡萄酒需要8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如果生产毛呢却需要用9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李嘉图认为，对英国来说，生产毛呢并把它输出国外以换取葡萄酒更为有利。而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利的。李嘉图特别强调，即使生产毛呢所用的劳动时间也绝对低于英国，葡萄牙也应该专业化于生产葡萄酒，而把毛呢的生产留给英国。李嘉图的理由是，“对葡萄牙说来，与其挪用种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萄酒，因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1]李嘉图的结论：在国际分工中英国应专业化为生产毛呢，而葡萄牙则应专业化为生产葡萄酒。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李嘉图对比较优势原理的论证。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都避开李嘉图而用机会成本等去谈论国际贸易理论的利益问题。事实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恰恰是大卫·李嘉图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国际贸易中不同的贸易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对于上述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国际贸易的例子，李嘉图曾经十分肯定地断言：“英国将以一百个人的劳动产品交换葡萄牙八十个人的劳动产品。”在这里李嘉图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在英国和葡萄牙的国际商品交换中，有20个工人的一年的劳动从英国转移到葡萄牙。为了进一步澄清这个问题，李嘉图写道：“这种交换在同一国家中的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的劳动交换八十个英国人的劳动，但却可能用一百个英国人的劳动产品去交换八十个葡萄牙人、六十个俄国人或一百二十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2]可见，李嘉图已经在理论层面上得出了结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国际贸易中，必然有价值财富从不发达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取得了发展中国家所得不到的贸易利益。李嘉图的这一认识，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上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野所能达到的最高界限。

虽然李嘉图在阐述比较优势原理时在事实上已经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关系，但是，李嘉图对自己的这个结论却不能够坚持始终，而是发生了动摇。李嘉图及其学派由于不能科学地揭开价值转形之谜，不能科学揭开劳动和资本之间交换之谜，而导致其理论破产。^[3]因此，李嘉图在运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理论的矛盾和困惑。前面我们看到李嘉图在资产阶级视野内已经认识到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贸易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然而，李嘉图并不能够对这一经验上的事实给予正确的说明。李嘉图由于他的劳动价值上的缺陷，他没有科学的价值转化理论，因而也就谈不上运用价值转化理论来分析国际贸易中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利益关系。李嘉图转而错误地认为，这是价值规律在国际交换领域作用的“失灵”。他说“支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两个或更多国家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4]此后，李嘉图又回到了他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他写道：“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的所费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牙在英国所能换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如果贸易是纯粹的物物交换，那只有当英国能够使毛呢十分便宜，以致用一定量劳动制造毛呢比之栽种葡萄能获得更多的葡萄酒时或当葡萄牙的工业出现相反的结果时，它才能继续下去。”^[5]这里用“一定量劳动”衡量两个国家的商品交换，表明李嘉图又回到了运用价值规律说明商品交换的立场上来。按照这一思路，李嘉图又得出了国际贸易不能增加一国的交换价值的结论。对此马克思批评道：“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产生使用价值，他称为财富，不产生交换价值”，“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

大卫·李嘉图之后，约翰·穆勒又从需求和交换比率方面对比较优势理论加以补充，形成了相互需求论。相互需求论从供求决定价值出发来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的比率，认为供求规律决定国际商品流转的水平和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价格，并将这一规律称为“国际价值法则”。这样，穆勒就把国际价值的决定归于供求，彻底抛弃了劳动价值论。

随着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的拓展，国家间技术扩散变得容易，由此导致国家间生产技术日益接近。然而，在实际的生产和贸易中，却仍然存在着国家间的较大成本差异，古典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无法给出有力的解释。由此，赫克希尔、俄林在彻底抛弃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继承了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思想，利用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方法，构建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即H—O模型。新古典贸易模型将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联系起来，把决定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因素归于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密集度和各国的要素禀赋。此后，萨缪尔森进一步用数学形式表达了H—O模型的所有内容，并认为产品贸易实际上是对要素贸易的替代。这样，就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解释工业革命后贸易产生原因的主要理论。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的实证检验面前遭遇了严重的挑战。1947年和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列昂剔夫先后两次对美国的对外贸易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结果发现美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形成了与H—O模型相悖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列昂剔夫之谜”。(www.daowen.com)

“列昂剔夫之谜”的提出，大大动摇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础，各种新的贸易理论不断出现，先后形成了新要素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如果说传统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不变基础上来解释产业间贸易的话，新贸易理论则是用规模经济效应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来解释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现象。在此基础上，又先后形成了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为代表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理论，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以分工、交易效率为核心，运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成因及利益分配的国际贸易理论。

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大卫·李嘉图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的经济学说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最高峰。然而，由于他不能历史地解释资本主义历史，不能科学地说明价值转形。由于李嘉图在价值转形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了19世纪20至30年代以李嘉图学说为代表的李嘉图学派在激烈论战中的解体。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领域，由于李嘉图没有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等范畴，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他的比较优势原理，就是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处于优势地位英国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理论。在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穆勒、米勒、哈伯勒、赫克歇尔、俄林和萨缪尔森等，都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进行了局部的修补。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在科学的道路上发展这一理论，而是使这一理论进一步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