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反复证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直接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我们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手段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绝不是非理性的。我们注意到，就在中国部分经济学家极力宣传西方市场经济神话的同时，以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仍处于复苏乏力的状况。有鉴于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拒绝吸收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效率方面，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又不能听信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我们设定的旨在否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素。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反映社会主义本质因素就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习近平同志用凤凰比喻中国的国有企业，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种美丽传说寄希望于中国国有经济重振雄风，也以此预示通过中国国有企业的振兴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以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面向市场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旨在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西方的公司制度。将西方公司制度运用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关键问题是还要不要坚持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以及重大决策进行有效控制的问题。代表私人利益的西化派经济学家绕着弯去说，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应放弃控制权。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论证的就是为什么，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弃这种控制权。《决定》原文写道：“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这里，党的文件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对于国有经济、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意义等诸多项目都说得一清二楚，以至于不允许我们再有别的解释。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个表述来看，第一，我们所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绝不是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为了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第二，我们所要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绝不是要把其他所有制经济一网打尽收归国有，而是为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然而，有人却有意地进行曲解。有人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要规定国有资本控股，甚至有人鲜明地反对国有经济控股，而是要让私有制经济取得控股。这是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方案。混合所有制经济，按照不同经济成分在其中的股权权重不同，可以决定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只有国有制股份或集体所有制股份处于控股地位的股份公司，才可能是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管理和运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基本国情是，社会总资本中已经有大量的私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还有一定数量的外资投资经济。全民所有制国有资本占比不足30%。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国有经济如果不采取控股经营的股份制企业，如果国有资本仅仅以参股经营为满足，那么，国有资本就有可能被稀释在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投资的私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之中，其经济活动彻底被私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所主导。这是在中国，尽管就数量来说还有一个不小规模的国有经济，但是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功能的国有经济却不见了。我们以2012年全国各类企业注册资本额为例，2012年不同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额中国有企业6.12万亿，集体企业0.48万亿，股份合作制企业0.27万亿，公司制企业32.74万亿，私营企业31.10万亿，外商投资企业11.83万亿。^[17]按估算，公司制企业32.74万亿中公有经济成分占63%，则其公有资产占20.63万亿。^[18]将股份合作制0.27万亿都按公有资本计算，则公有资本占到27.45万亿。社会总资本82.54万亿。若将27.45万亿均匀地混合投入剩下的55.09万亿私有制经济中搞参股股份制，这很可能会出现公有制经济不足以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局面。可见，对于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持国有资本控股混合所有制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将不再存在。

现在再来分析经营经济学家的观点。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吴敬琏从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那里继承了妖魔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的理论观点，现在，涉及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他自然把“国进民退”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风险^[19]。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吴敬琏心目中所祈求的中国改革与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距离有多么的远。共产党人之所以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其意义就在于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保证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占主体地位。因此，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就在于国有资本必须要处于绝对优势要处于控股地位。只有这样，我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在市场经济中“放大”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才能实现。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相比在数量上已经不是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要保证在全社会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占主体地位，就必须要放大公有制经济的作用。因此，我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原则问题是如何实现放大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而不是要放掉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最能体现社会主义特征的就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调节中心的人民政府不能回避和否认这一显著功能。否则，就是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我们必须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有体制上的原因，我们事实上是把政府的职能做了狭义的理解。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视野里，政府事实上是由党派构成的，因而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党派是通过政府的形式、以影响政府决策的形式发挥作用的。事实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界定的“守夜人”的作用，特别是其守卫国家安全的作用也是由政府来完成的。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中，中国共产党既领导人民军队保卫国家安全，也领导政府指挥协调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以往我们把政府的职能仅仅片面地理解为国务院的职能，这是有片面性的，必须要加以纠正。因此我们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要注意不要陷入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而受到局限。

有人歪曲混合所有制经济。例如谭浩俊认为，混合所有制更多的是一种市场概念，是必须建立在市场规则和规律的基础上。离开市场概念，离开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即使存在多种所有制资本，也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他将混合所有制规定为“以市场为基础、资本为纽带，企业董事会能够成为真正独立于市场的决策机构，能够对经营层进行公开选聘，能够决定经营层的命运，能够对经营层按照市场化要求进行评价考核。而企业的所有股东，也都具有平等的法律意义的权利和义务。真正的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放权，能不能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20]第一，谭浩俊在这里将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排除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外。混合所有制就是所有制概念，至于这种混合所有制是通过市场的方式还是通过别的方式形成的，那是具体的形成方式的差异而已。第二，谭浩俊所说的“企业的所有股东，也都具有平等的法律意义的权利和义务”是违背股份制企业董事会决策重大事情的规则的。没有哪个股份制企业，其小股东和处于控股地位的大股东能够拥有同样的对企业经营管理重大事件决策的同等决策权利。第三，谭浩俊关注的是“政府能不能放权”。谭浩俊主张政府要彻底放权。关于政府是国有企业公有资本的最佳代理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唯独只有人民政府才能代表全体人民行使对公有制生产资料行使所有者的权力，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因此不需要在这里进行赘述。最佳代理人放权，那么，次佳代理人甚至其他代理人还能代表全体人民管好国有资本吗？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里谭浩俊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否定政府作用的改革理论。

总之，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揭示了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必然是经过一条对原有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进行“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为完成这一重大时代任务，我们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飞跃：

首先，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党的理论和思想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我们的党，要注意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侵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把我们的党建设成忠实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础上，建立和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不应该有层次不同的若干条。不同层次的若干条中一定会有许多条不是属于“核心”部分的。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应该体现预备党员在入党誓词中所宣誓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具体化为日常工作中，就应该是为维护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关系而奋斗。作为国有企业领导人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践行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而不能沾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私经济人的价值观。我们党要对党员，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用一切政治的和司法的手段坚决惩治国有企业中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不能采取所谓的“高薪养廉”政策。要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根本宗旨落实到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具体工作之中。不断改善和深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重要的思想保证和组织保证。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必须要来一次拨乱反正，要高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前我们必须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的图谋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渗透，要有针对性地拿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措施进行应对。特别是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和各级党干部校中，要果断地制止一部分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和渗透的学术精英，向受教育者炫耀和灌输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做法。要注意发挥意识形态阵地作用，积极引导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中的社会科学教师，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特别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批判。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在坚持、发展和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创新理论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再次，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和武装中国工人阶级，尽快将中国工人阶级锻造成为能够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重任的坚强的领导阶级。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大做强中国国有经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要实现这一梦想，归根到底要依靠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力和贡献。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道路和过程。现在，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锻炼以后，已经表现出了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伟大阶级。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一定会为做大做强中国国有企业和振兴国有经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历史性贡献。

最后，对现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的否定观予以改革。运用辩证的否定观分析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不能简单地对其说“不！”它应该是既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肯定的理解，也有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否定的理解。从肯定的方面来看，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和建设，最终极目的就是要实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目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经济形式，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唯一可能的实现形式。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理想和追求，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是中华民族能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脊梁。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从否定的方面来看，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也确实存在某些弊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入，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对于思想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准备不足，一部分党员干部，包括一部分中高级领导干部，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作为个人牟取高额利润和发财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由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思想的长期侵蚀，一部分工作在国有企业的工人，也将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看作是自己取得高额收入成为新富阶层的手段，因而忘记和背叛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因此，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进行改革，必须要破除现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国有生产资料和国有资本为利益集团利用进行牟利的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成为能够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种自己能够作为所有者参与劳动的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

总之，习近平同志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是大文章，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关于“国有企业加强是在深化改革中通过自我完善，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论述，指明了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光明的社会主义道路，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劳动关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原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11期）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4页。

[3]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95页。

[4]吴敬琏，马国川：《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95页。(www.daowen.com)

[5]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6][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8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8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1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3页。

[17]裴长洪：《中国国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8]裴长洪：《中国国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19]吴敬琏：《“国进民退”：中国改革的风险》，《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12年第11期。

[20]谭浩俊：《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关键是什么》，《证券时报》2014年3月11日第A0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