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经分析了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所有制或所有权理论时曾经指出：蒲鲁东将所有制或所有权看作是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单纯权利范畴，因而陷入了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现在，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却有意无意地也脱离社会生产关系单纯议论公有制的数量界限问题。例如，我们有的经济学家为了证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已经不占主体地位，用统计数据证明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已经不足50%；而另外的经济学家则千方百计地用自己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处理方法，证明公有制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仍高于50%。在这种讨论中，两派经济学家似乎都接受了这样一个大的理论前提：如果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超过50%，那么，此时社会经济成分就可以界定为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反之，如果公有制的生产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已经不足50%，那么，此时社会经济成分就可以界定为不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我们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要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观点去解释，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去解释。

马克思从辩证法的观点，也就是从运动变化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权的思想方法，对于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其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前所述，虽然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却没有专门的章节给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定义。这就启示我们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能用静止的观点去认识。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的过程中去阐述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私有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却不能仅仅停留在定义形式上。资本主义私有权的本质是剥削和榨取剩余价值，反映的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私有权实现形式是私有的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在资本主导下的结合制度。

按照马克思的方法论，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对他们的产权关系都要进行重新认识。否则，我们的认识也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幻想”。目前，以厉以宁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多数都强调“确权”。“确权”的潜台词就是为下一步的流转和交易做准备。实际上，倾向于走私有化道路的经济学家，在将公有制经济往私有化的道路引导的时候，运用的是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些经济学家为谋求下一步在产权交易中实现私有化，而首先提出要产权明晰化。然而，同样是这样一批经济学家，例如厉以宁，在如何强化公有制产权关系方面，却完全不是运用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而是从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提出改革建议。厉以宁说：“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年内，我们所着手的有关国有资本体制的改革，基本上集中于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属于第二层次的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即属于第一层次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推进。国资委的主要任务放在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被忽略了。因此，在现阶段谈到中国国有资本体制改革时，必须两个层次的改革一起进行，而且着重点应当放在第一层次的改革（国有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方面。”厉以宁从政府不适合管理国有企业出发，给中国国有企业开出的药方是今后国资委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国资委只管国有资本进进出出。“国资委可设置若干个按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把现有的国有股划给某一个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持有，作为该国家投资基金公司投入企业的国有资本，并根据该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派出董事会成员。”厉以宁的这个改革方案将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由授权社会主义国家代为行使经营管理权力，降低为授权给一个或几个行业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进行管理，走上了越来越远离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道路。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化的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要害在于，弱化了人民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管理和控制的权力。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但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全体人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直接行使所有者的权力，而是要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来代为行使所有者的权力。按照吴敬琏、厉以宁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政府是经济人，政府官员不仅是经济人而且还是寻租人的经济人。由此他们得出结论：政府不能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和经营者权力。到此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鲜血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打下来的人民江山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竟变成了由一群寻租的经济人组成的牟利机构了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果真是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的机构吗？按照这种荒谬的逻辑，各级各类人民政府一定是不代表全体人民利益，是“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的政府，那么，谁又能保证在这些所谓的“投资公司”一定是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是“有作为”而且“不乱作为”的机构呢？我们认为，如果说中央、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府不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力，那么，在国资委下面新成立的所谓“投资公司”，我们就更没有理由相信它会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力。这样从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再推给一个更不负责任的“投资公司”，是一种从“从本丢推给彼拉多”的解决方案。按照这种方案企业和国有资本被推来推去，必然最后羊入虎口。国有企业的毁灭是最终结果！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是从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那里继承来的。私有化经济学家污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污蔑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是寻租。我们认为，就像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我们队伍内部的变节者或叛徒一样，现在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里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根除腐败和腐败分子。我们共产党人要高度重视并且要采取一切积极的措施解决自己队伍内部的腐败问题。在这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相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依靠和发动群众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揭穿一些西化派经济学家所谓私有化解决腐败问题的谎言。我们共产党内部出现腐败分子，是因为这部分共产党员干部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没有经得住金钱和利益的诱惑而背叛了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绝不是能够用私有化和市场化所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对于治理腐败和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二者之间的主次关系，我们要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有关理论做具体分析，以求正确处理反对腐败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www.daowen.com)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提供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必须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领域里都发挥公有制的作用。也就是说，公有制必须要在再生产的这些具体环节中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样的公有制才是真正的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的观点，只有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才能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利益。因此，衡量一种公有制生产资料是不是真的体现了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关键就在于看其是否实现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是不是真正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按照这个判断标准，不管以全民所有制冠名的生产资料数量有多大，如果不是用于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不是用于实现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用于为少数人攫取经济利益进行经营，那么，这种冠名为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就是和劳动人民没有关系的生产资料。这种脱离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变异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过是陷入“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种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发生变异，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社会政治变化，以至于出现像原苏联东欧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共产党失去政权，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颠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按照唯物辩证法运动和变化的观点分析全民所有制经济关系，我们的国有经济成分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它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占比的数量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学习垄断寡头利用“参与制”控制经济的办法，放大国有资本的作用。然而，我们切切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问题。我们绝不可以在混合所有制中沦落为只是参股者，如果这样，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控制和利用！

我们分析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除了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以外，任何其他社会团体和企业集团都不能更有效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反对国家所有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反对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