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对待国有企业的态度问题上确实存在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干扰。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主要表现在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他们不相信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经济特征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例如，吴敬琏在《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一书中说，“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实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绝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处。”^[3]在这里，吴敬琏不区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后来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不同性质，而是笼而统之地将这些革命都斥之为悲剧式的道路，而且是许诺为人类建立“地上天国”，到头来却必然给人类带来大灾难和大倒退的悲剧式的道路。

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历史，吴敬琏更是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1—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的‘周期率’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7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思潮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4]

从这段引文我们看到，吴敬琏用雅各宾派的独裁专制否定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步意义，用所谓的“斯大林专制”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意义，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否定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探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尽管吴敬琏一再声称自己的这些观点是出自先贤顾准，而没有说明有其他的思想渊源。但是，当我们读到西方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时，我们就立即明白了事实的真相：吴敬琏对世界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彻底否定态度，来源于西方极右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哈耶克。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道路》一书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5]。在这部著作中哈耶克写道：“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个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中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6]哈耶克用希特勒法西斯独裁来妖魔化社会主义。这就是先于吴敬琏半个世纪之久的哈耶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吴敬琏和中外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一样，他不仅否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甚至反对资产阶级的法国大革命。在吴敬琏的观念中，只有打着建立“地上天国”幌子，实际上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暴政的假共产党和假人民政府，而不存在有真正使人民当家做主的真共产党和真人民政府。吴敬琏如此以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在政治结论上自然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政府的作用。在他看来，政府的任何作用都是“过度干预”，对于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也自然是以其所谓的垄断为借口，欲去之而后快。吴敬琏为中国改革设定了两条道路：要么走法制化资本主义，要么走权贵资本主义。他期待的是中国改革走第一条道路。吴敬琏的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在中国有很广泛的影响。毋庸讳言，中国是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建社会主义的。由于工人阶级队伍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组织和锻炼，很容易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改革开放前，在某些国有和集体企业里，有的工人由于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熏染，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消极怠工，有的工人对公有财产不爱护甚至为一己私利破坏公有财产。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国有企业面临困难，他们被迫下岗再就业时，又怨恨共产党和政府。他们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他们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总是自私的”等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特别是吴敬琏从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哈耶克那里学来的诅咒共产党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言论，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www.daowen.com)

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吴敬琏等，从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他们不相信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相信还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求解放的共产党人和人民领袖，不相信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在他们的眼里，市场经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人民政府及其组成人员不过是寻租者的利益集团。在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指导下，这些学者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作用，他们坚决反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规定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按照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除了原原本本地复制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以外别无他路。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所给定的“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方案和具体行动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同时我们必须批判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批判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是追求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化收益的机构和组织”“最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错误观点，批判和肃清“人都是自私的”“政府官员都是寻租人”等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错误思潮和错误观念。习近平同志在著名的“8·19”讲话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高等学校经济学教育教学工作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落实。我们的大学课堂上不是还在照本宣科地讲授“新政治经济学”吗？不是还在讲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吗？不是还在讲政府及其官员是经济人吗？如果政府和共产党的官员都是只会寻租的经济人，那么，中国共产党哪里还有好人了。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谬论，就在我们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重镇培养党的各级干部的党校、干部学校和培养党的事业接班人的高等学校中传播，在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域里被落实。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工作比作一个人的头脑和灵魂，可以把我们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比作青少年的青春期，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做如下的类比判断：青少年在青春期处理不好精神健康问题，可能会出现精神分裂症，就有可能出现跳楼自杀的后果。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做不好，那么，我们同样有可能出现国家和民族患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出现像苏联东欧国家亡党亡国的灾难性后果！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已经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头脑中毒了，甚至快要精神分裂了！在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信徒那里，政府是经济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是寻租者。因此，在政府部门里工作的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不是个案。他们给政府开出的治病良方是将腐败干部和他所在的政府部门一起砍掉。假如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接受这个药方，为了洗清自己寻租人的耻辱干脆放弃自己所在部门对党和人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这明显是和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背离的。

我们要坚信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我们要坚信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府以后人类社会必然会迎来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人民政府。我们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相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能够领导人民用法律和制度清除党、政府和社会机体内的腐败因素，另一方面能够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们的党和政府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和政府。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够带领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胜利，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