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化改革应采取何种资源配置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于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行了表述，国内理论界对这一表述在理解上存在较大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靠整个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调节的。其基本含义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10]；政府的作用是“国家定价只能限制在公益性、公共性的范围”^[11]。“政府要主动构建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12]。这种观点在总体上还没有超越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政府职能的界定。西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形象地把政府的作用比喻为“守夜人”，在《国富论》中，“守夜人”承担三个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13]如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证明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古典自由主义资源配置理论的局限性。

有的学者提出，“结合《决定》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表述，可以明确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14]这种观点认为市场在微观经济中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出现市场失灵时，由政府采取宏观的需求管理政策来调控经济，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采取的典型模式，可以归为坚持凯恩斯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这种观点没有超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的政府作用范围的观点。请看，萨缪尔森在《宏观经济学》第16版中说：“今天，美国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市场中进行的。但是政府在监督市场运行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制定法律来监管经济生活，提供教育和治安服务，并管制污染。当今各国社会大部分都实行混合所有制。”^[15]混合所有制是政府的命令和市场的决定相结合。萨缪尔森作为国家干预主义的典型代表主张用宏观财政政策、宏观货币政策及收入政策调节经济。前文我们已经论述的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就证明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宏观调控手段并不能解决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矛盾和危机。

有的学者声称：“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好的体制。”^[16]还有的学者公开提出“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到亚当·斯密”^[17]，反对政府干预。他否认存在任何的市场缺陷，认为“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18]强调让市场更多地来做出选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征，无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经济的事实。无视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无视苏联“休克疗法”与拉美国家改革失败的惨痛经历，神化市场的功能，完全否定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可以归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资源配置的理论观点。在本质上，也没有超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资源配置的理论观点，只不过将其观点推向了极端。

刘国光、程恩富引用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消亡后劳动时间有计划分配规律的论述，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任由市场作为唯一调节者，而必须要发挥市场和计划两个调节者的作用。如今在理论界右翼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宣传新自由主义的泛市场化，主张取消任何的政府作用的背景下，两位经济学家能够挺身而出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和学者风骨。当然，在具体到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即国家计划在资源配置作用方面如何分工的问题上，我们认为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仍需进一步完善。刘国光说：“在资源配置的调节中，市场和政府或计划，怎么分工？依我看，可按照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划分市场与政府或计划的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该限制在微观层次。而政府职能如行政审批等的缩减，也主要在微观领域。至于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问题，政府要加强调控和管理，不能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盲目操纵，自发‘决定’，当然，对市场提供服务、实施监管、做‘守夜人’的责任，政府责无旁贷”。^[19]

刘国光同志在这里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限定在微观领域，而将政府的更好地发挥作用主要限定在宏观领域。这就有将微观和宏观经济对立起来的嫌疑。事实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既是相对确定的、有一定区别的，也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都应该是覆盖全社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既应该理解为市场上的价格和竞争机制是企业和个人消费者适应市场形势做出自己的经营和消费选择，也应该理解为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要尊重工资、价格和利润等具体的市场机制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干预和改善经济运行的状况，以便使全社会的经济利益得到保证和实现。只有这样，市场决定作用的盲目性才能够得到克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应理解为政府的宏观货币政策、宏观财政政策、宏观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宏观战略规划要对各个企业和各个居民的经济行为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应理解为政府对重要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重大项目要由政府直接领导的国有企业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国有企业来引导和落实实施，以便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政府的作用既有微观层面也有宏观层面，例如最近我们中央提出的立项基本设施建设，一带一路以及投资大型国企经营活动等就既包括微观层面也包括宏观经济层面。

虽然西方市场经济是发展了几百年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具体运行规律有较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由于它的阶级局限性，还存在致命的缺陷和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国情决定我们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批判地借鉴。比如，批判地借鉴微观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竞争和供求规律的作用，有关投入产出关系的理论等方面。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中出现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起到暂时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或者暂时缓解经济危机的破坏性，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但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管理政策不能成为我国调整宏观经济唯一的或主要的经济政策调整手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由于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存在本质区别。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代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掠夺了广大人民的财富，使广大人民群众穷苦不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当家做主与共同富裕。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才能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

综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能，不仅要包括亚当·斯密提到的“守夜人”的功能，要包括西方国家干预主义提到的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的作用，而且还要包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府所特有的职能，即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政府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和通过国有企业引导整个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科学道路向前发展的功能。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就是要发挥作为市场经济一般原则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作用，就是要将这两个方面的作用结合起来。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01期；刘学梅、李明）

【注释】

[1]马克思说：“一种生产资料能够全部进入价值增殖过程，而只是部分进入劳动过程。假定在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100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化为飞花。因此，这些棉花的损失是棉纱的一个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把自己的价值转给棉纱。”（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8—239页）

[2]在丁堡骏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中，我们将使用价值生产函数概括为Q=f（x1，x2，x3），将价值生产函数Y=φ（L），并且指出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并且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沉迷于对前者的分析而看不到后者而导致的错误。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

[5]《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7页。(www.daowen.com)

[6]《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6页。

[7]《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50—552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7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9页。

[10]洪银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作用的优化》，《光明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15版，第1页。

[11]洪银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作用的优化》，《光明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15版，第1页。

[12]洪银兴：《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政府作用的优化》，《光明日报》2014年1月29日第15版，第1页。

[1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出版社，1974年，第27页。

[14]刘翔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年12月号，第3页。

[15][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萧琛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16]常修泽：《新时期改革的战略思维》，《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7日第7版。

[17]张维迎：张维迎：《告别凯恩斯理论　回到亚当·斯密》，凤凰网，2010年11月22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1122/2924934.shtml

[18]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19]刘国光、程恩富：《全面准确理解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