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作用做了不同的理论阐述，交替地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再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再复兴，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此消彼长的不断更替的过程。重商主义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它强调以国家干预的办法发展工场手工业，以便从对外贸易中获取货币资本。因此，它是一种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的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政府的功能仅仅界定为所谓的“守夜人”。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无需政府以任何方式干预经济。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切实有效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萨伊、穆勒以及马歇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以及客观存在于这一理论之中的阶级分析方法等，以亚当·斯密的“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为基础，将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以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性”和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但是，经济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愈来愈不能驾驭发展着的生产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来。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大危机，这在实践上充分地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由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实现供求均衡，反而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凯恩斯作为国家干预主义者，用三大心理规律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用一整套政府的需求管理办法来刺激需求，以便实现经济总量的供求平衡。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学说。

问题在于，“现代国家，不管他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3]因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无论如何也还是资本家的干预。由此我们说，尽管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在西方世界红极一时，但是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从就蕴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决定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因此我们说，西方经济学界的国家干预理论，是不能称得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科学理论。凯恩斯的药方不过是一个饮鸩止渴的方案。20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爆发，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和计划手段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危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因此，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具有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和举措，我们就枉信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已经是最理想的、没有缺陷的市场经济，枉信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已经达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想状态。(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