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充分体现了改革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下，《决议》又分别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国防与军队改革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改革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方案。这是一个对以往只从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的单项改革方案设计的一个突破。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对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又进一步做出了理论阐述。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到中央出台并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到中央纪委实施中央巡视制度高压反腐的举措，这些无一不是习近平总书记把社会基本矛盾综合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成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在方法论所实现的科学革命。1859年马克思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时，在“序言”中充分肯定唯物史观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写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当年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政治经济学创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巨著《资本论》，掀开了人类认识史的崭新一页，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以《决定》为标志的新成果。我相信，《决定》不仅会以他的崭新的理论成果而载入史册，而且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它还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分析中国改革的经济学新范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学习领会《决定》，对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www.daowen.com)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