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是奠定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之上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社会主义以什么样的方式奠定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基础上是有问题的。是由某一个或某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藤”上产生出社会主义呢？还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总的“藤”上，在其薄弱环节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率先进行革命，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是，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脱胎于本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有人认为，经济社会落后的国家根本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即使某一国家一时建设成了社会主义，但由于先天不足，早晚也要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掉。这是用马克思批评过的庸俗“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否定20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马克思在1877年11月《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谈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马克思将俄国问题归结为“俄国应当向他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31]马克思赞成俄国选择后面的这条道路。马克思明确说：“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们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32]马克思不得不公开澄清人们对《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内容的误解和误用。马克思强调《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的内容能够应用到俄国的东西只有：“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还特别举例说，古代罗马平民起初拥有自己小块土地，后来他们被剥夺了，不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且还被剥夺了生活资料。这一被剥夺的过程，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些被剥夺的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什么也没有。而且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但是，罗马却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罗马产生的是奴隶制社会。从这个例子中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马克思指责他的批评家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明确表示不接受这种做法。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超历史的”^[33]，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澄清了《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仅限于西欧，而且讲的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根本不同于俄国。俄国是用面临着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马克思深情地说，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34]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公有性质的俄国农村公社看作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寄托了无限的希望。马克思主张要“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为答复查苏利奇来信所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写了四个草稿和一份正式稿的复信。在第一份草稿和第二份草稿中，马克思强调俄国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而不是存在于资本主体体系之外。所以，俄国能够做到继承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的同时又避免它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即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针对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俄国必须沿着欧洲国家走过的先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马克思批评道，“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么，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35]

马克思坚持辩证的唯物史观，反对机械的唯物史观是一贯的。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深刻地指出，“正像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像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36]

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英法工业革命之后，俄国生产机器可以直接继承英法工业革命的成就，而没有必要从头再孕育一次独立的工业革命。在哲学领域，在德国古典哲学诞生之后，俄国的哲学也可以直接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没有必要再重新孕育产生一个俄国的黑格尔和俄国的费尔巴哈。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对于俄国这个东方社会，完全不必重走西欧的原始积累以及以后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而可以径直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表述是：“如果它（指俄国公社——引者注）在现在的形式下实现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37]

在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的二重性。它既可破产走向资本主义，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还具体指出了改造公社时期走向社会主义的力量和瓦解它使它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马克思说：“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说明，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38]马克思在这里清晰地指出了，从利益关系上来看威胁俄国公社安全的是新生的俄国的资产阶级。(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具体特点，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的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俄国首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国家和中国等都按照列宁的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历史事实都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理论和道路的正确性。有人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失败归因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成功。我们认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成功与否，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成功，就在于是否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像不能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成是资本原始积累不成功一样，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义时代的一切问题与挫折都说成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成功。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按照马克思的表述，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是“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换言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就是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上直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马克思的论证过程来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实实在在的跨越。在俄国生产机器，可以避免再从头走英法国家曾经走过的发明的孕育期和机器应用的发展期，而径直进行现代机器生产；在俄国建立银行和信用公司机构，不必再从头经历西欧国家那样漫长的几百年的反复探索过程，而径直在几天之内就建立起现代的银行和信用公司。由此看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领袖人物领导本国人民在本国落后的生产力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精神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已经跨越过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是不是还要退回到资本主义阶段。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已经退回了资本主义阶段。中国极右势力企图把已经跨越过“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社会主义再拉回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种做法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谓原始积累”一章的内容教条化地概括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把它运用于已经跨越过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中国。马克思当年就公开声明反对俄国经济学家这样超历史地教条化地运用《资本论》。马克思讽刺说：“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39]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有几种提法。一个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可以超越，中国必须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种补课论明显是错误的。另一个提法就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可以超越，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可以超越，主张中国要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课。其实，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课，也就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实际情况和教训就是，随着补课过程的推进，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又都重演了。邓小平同志针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慢，特别是针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停工停产闹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邓小平同志也同时强调不能搞两极分化。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40]

目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到了深水区，中国共产党要想为人民找到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就必须要像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切实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它和中国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既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