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庸医，非但没有医好资本主义的痼疾，反而瓦解了第二国际，断送了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科学社会主义主张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必须要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将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他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积累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锻造了一个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只有这样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社会主义最初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社会民主派或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要求用民主共和制度改良资本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称为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不现实的，也是违背道德伦理的。他们力图用各种社会改良的办法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愿望而已。从资本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的变革来说，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方案，是不可能实现彻底解放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的。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都有一些不同的具体形式和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初就曾经将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自己的同路人。19世纪70年代，第二国际在恩格斯的领导和指导下成立时，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名义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和工人政党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悬挂的标语上写着“从政治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权，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在各民主社会主义党派都放弃了自己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纲领的前提条件下，恩格斯才对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恩格斯晚年在1894年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所写的“序”中写道：“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指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持久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型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愈来愈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他们纲领中唯一被正式承认的东西。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10]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说清楚了。他接受“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是有条件的。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成功地改造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前，恩格斯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在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改造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之后，党的“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在这样的条件下，恩格斯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还是不确切的”，但是恩格斯承认这个概念“也许可以过得去”。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曾经转向民主社会主义，说恩格斯放弃了自己的“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放弃了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的办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事实并非如此。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是在不改变自己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有保留地接纳民主社会主义概念。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彻底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入侵而导致破产。伯恩斯坦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斥为“空想主义”，并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加以修正。伯恩斯坦否定飞跃、否定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提出“和平过渡”和所谓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调。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思想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必然导致行动上的错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各个政党纷纷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国会通过战争拨款，支持资产阶级政府“保卫祖国”，让交战国的无产阶级互相厮杀。这样第二国际就彻底丧失了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然丧失了领导地位。
列宁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其所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列宁批判道：“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借谈论‘一般民主’来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借谴责‘一般专政’来大反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在实际上投降资产阶级，就是否认无产阶级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权利。”[11]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帝国主义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国胜利”说，并且首先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取得了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正确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然而，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逐步接纳和尊崇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过程。很多专家学者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都将苏联共产党失败的原因仅仅限定在政治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很多人都将苏联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连续出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我们认为，这是“就事儿论事儿”的肤浅议论，或者说是现象形态的同义语的反复。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追问：苏联共产党核心领导人为什么会不断地产生“赫鲁晓夫”？为什么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在苏联没有出现能够扭转乾坤的马克思主义者担任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职务？换言之，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在苏联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中，为什么不出叛徒是偶然，出叛徒才是必然？是不是在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更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从斯大林去世到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走了一条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推崇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到公开推行市场化；从推崇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到公开推行私有化。直到在政治上推崇民主化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是民主社会主义断送了苏联社会主义事业。
在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在经历了土地革命、三大改造等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迅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起了以全民所有制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物质技术基础。当然，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再加上建设经验不足，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也积累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和矛盾。(www.daowen.com)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曲折。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过持续的经济增长，目前我国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角逐中中国的力量已经不容忽视，但也积累下许多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党的领导在有的地方和领域里被弱化；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所动摇；收入分配领域里出现了较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地区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还有较大范围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没有脱贫。中国共产党能否客观地面对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这是目前极为迫切的事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有人认为这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即根本道路选择问题，因而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建议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恢复和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有人低估或者根本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他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是进一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甚至有人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根本出路就是走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也有人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事实上走的就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还有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根本出路，在于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即走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这种观点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就有国内民主派精英一直在鼓吹。然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十分明确的，比如，党的十七大主题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思想理论界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延续，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各种流派都在向我们渗透、传播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政客也利用各种手段在侵蚀和诱导我们的党和人民放弃社会主义，走和平演变的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受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影响的学者开始大肆鼓吹补课论。他们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所以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12]言外之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补资本主义课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还有一部分跟随西方政客鼓吹普世价值观和华盛顿共识的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必将一统天下，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人间正道”。他们疯狂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搞极端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妄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另有一部分学者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们否定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企图要用高福利的改良的资本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二，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东欧国家寻找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误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话语体系而形成的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奥斯卡·兰格·阿巴·勒纳等，其形成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进攻和和平演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等以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攻击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因而社会主义经济是行不通的。奥斯卡·兰格等陷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探讨提出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根本世界观和根本方法论上，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首先，兰格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并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人民分配各种职业的制度”[13]。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决定劳动者的就业关系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其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错法模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对西方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的翻版。东欧的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家按照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市场模式进行改革，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一场悲剧，是幼稚的不学无术的经济学家把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资源配置学说神圣化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而产生的悲剧。米塞斯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污蔑社会主义不能进行经济核算。这是经济学领域里资产阶级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进行的责难和挑战。这种挑战的本质就是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的错误理论来污蔑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来应该批判其理论错误并揭露其搞垮社会主义经济的险恶用心。可是，兰格的做法却不是这样。他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去指出米塞斯等人理论上的错误，而是表面上与米塞斯进行论战，并在口头上宣布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经济计算问题。但在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设计上，他却不能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设计，用资产阶级方案设计社会主义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这里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论断：“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14]市场社会主义及其悲剧进一步启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飞跃，对这种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设计必须要有全新的视野，必须要和传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通过前面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文献的回顾，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学说能够称得上是科学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早期坚持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就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后来由于以民主社会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改革，而葬送了社会主义。事实再一次证明：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要么是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之外，所谓独立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
鉴于这样的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后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5]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习近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把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不科学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形形色色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不是保守和改良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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