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重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文献探析

重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文献探析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但是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不足。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继承了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并且又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造,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

重塑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文献探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概括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一,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和僧侣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僧侣的社会主义,是英法贵族和僧侣站在本阶级或阶层的立场上反对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统治,自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当时法国小资产阶级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由于小资产阶级不能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他们否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办法就是主张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恢复旧社会,因而也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对于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言,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晚了许多年,按照马克思的考察“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此之前的德国哲学家由于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没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种阶级关系的实践基础,他们只能用抽象的哲学概念即所谓的“人的本质及其外化”等去理解和解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这样,“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完全被阉割了”。因此,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2],也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

第二,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人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以保障资本主义社会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作。《贫困的哲学》是经济形而上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不要无产阶级。”[3]蒲鲁东坚持未来社会方案中,既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反对共有制。他追求的是小商品经济的私有制。实际上,商品经济发展,必然是两极分化,其必然结果是一部分人拥有资本,而另一部分人会丧失生产资料而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而“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由此马克思批评道:“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4]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力图使工人阶级安于现状放弃斗争。另一位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是杜林先生的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杜林对未来社会所谓的经济公社的社会主义方案中,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虽然也提出了改进,但总体上讲,他没有根本性的变革。杜林对资本主义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鼓吹劳资关系一致,恩格斯写道:“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5]恩格斯尖锐批判杜林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幻想出社会主义的新的分配方式。恩格斯指出:“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连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6]恩格斯和杜林的错误思想做斗争,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朽文献《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宝贵遗产,我们必须要继承和发展。(www.daowen.com)

第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区别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社会主义和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对早期的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马克思首先是积极肯定的,他认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抨击了“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并高度赞扬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7],等等。但是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不足。主要在于他们社会改革方案中的空想性质。马克思认为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因此,他们还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8]。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继承了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并且又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造,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然而,对于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继承人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则持否定态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理论依据。”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总是结成反动的宗派,他们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死守着他们老师的旧观点,“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阶级对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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