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马克思在这里所谓“生产的普遍规律”，就是指以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出来的经济规律。所谓“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就是指对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方面进行反映的特殊规律。因此，马克思的整个这段话就是在强调“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这样一些具体科学所揭示的特殊规律，要从属于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百科之中居于首要地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并指出它们分别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认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开始的。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后马克思才具体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然而，从马克思写作哲学著作、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与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写作时间分布来看，显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创作上所占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前两个方面著作创作所用的时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之前，唯物史观还仍然只是处于朴素的科学假说的地位。科学社会主义也还缺少严格的理论论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鲍威尔、施蒂纳的观点时，特别强调了仅仅停留在用哲学术语表达唯物史观的局限性。即使是对于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表述，马克思认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为了强调唯物主义世界观，必须有政治经济学为其进行实证检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诙谐地用手淫和性爱的差别来形容哲学认识世界和政治经济学认识世界的巨大差距^[5]。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把哲学搁在一边”“跳出哲学的圈子”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研究现实问题的任务，即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事实上，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之后，又不得不回到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和进行科学研究的重点突破领域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重中之重。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唯物史观才得以由科学假说变成了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同样，因为有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论证，科学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现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最后一个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通过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在这个基本矛盾发展运动中，无产阶级的时代先锋地位和肩负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神圣使命。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占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指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要求证科学结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都通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通过《资本论》的逻辑论证得到了贯彻。因此，《资本论》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和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这个说法现在看来仍然是十分正确的。

革命导师列宁十分重视《资本论》的哲学方法，他说：“虽然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6]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同志视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中心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之下取得的。《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要学以致用，切实发挥理论的现实指导作用，进一步深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此后，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资本论》。这一次，习近平同志又一次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应该理解为，学好用好以《资本论》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如此重视《资本论》教学研究和传播运用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的高等学校，有的个别学校和学院的个别领导，还在明里暗里诋毁《资本论》。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现在中央抓意识形态工作，我们的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表态要坚决贯彻落实。但是，有的部门和单位、有的领导干部，一旦具体涉及自己工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就表现得很不敏感了。有的部门和单位甚至故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藏猫猫、打擦边球。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出发所阐述的许多重要理论，时常被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大批专家学者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话语体系进行解读。一些人由于深受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其经济学话语体系潜移默化影响，他们甚至认为习近平同志的理论观点和重要指示不符合现实，不能够在实践中贯彻执行。所谓的“政‘左’经右”，就是人们对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相割裂的一种反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高等学校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西化。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和用好政治经济学，可谓是我们扭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边缘化的难得的大好时机。也是我们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