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同志上述重要讲话发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为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学好用好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有的经济学家却“严肃”地指出：习近平同志所讲的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不是你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经济学领域里确实存在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两大对立的思想体系。从最简单的逻辑关系来看，我们党的总书记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显然不会是号召他们要学好用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是号召他们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了更深刻地领会总书记所讲的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内涵，我们必须要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历史演化谈起。

在经济思想史上，政治经济学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最先提出和使用的。最早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是法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孟克列钦（1575—1621年）。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年）一书中，孟克列钦最早使用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将政治经济学规定为研究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科学。近代政治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具体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过重商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达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视野所能达到的最高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明确写道：“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中，根据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变化而得出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科学结论。既然是自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那么，此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就不会有本质的变化。事实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不过是为国际垄断资本辩护的经济学说，当然也不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之列。

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都用政治经济学的这个范畴来概括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例如让·巴蒂斯特·萨伊、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也还仍然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来概括自己的经济学说。1859年马克思将自己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按照六册计划出版了第一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马克思修改了六册计划，按照三卷四册计划出版了能够体现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总体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资本论》第一卷。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为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他们的论著中就有意识地回避政治经济学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国民经济学、经济学等概念。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新古典学派的一代宗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为了否定经济学的社会历史科学性质，马歇尔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不能飞跃”的名言作为这部经济学著作的题词，并且全书通篇使用经济学而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此后资产阶级主流派经济学家一般都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概念，而改用经济学来表述自己的经济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下，以美国为首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期的滞涨趋势。西方经济学再次陷入范式危机。在范式危机的挣扎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了一个以“新政治经济学”命名的以反凯恩斯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流派。这个学派叫新政治经济学，也叫作公共选择理论或公共选择经济学。对新政治经济学奠定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是美国的詹姆斯·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丹尼斯·穆勒将“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2]。而布坎南则把以他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或新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学的经济理论。简单地说这理论就是以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将微观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范式生搬硬套到政治上层建筑的决策分析。这是一个混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决策直接等同为经济基础领域里的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行为的错误理论体系。马克思当年从“市民社会”繁茂复杂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掩盖下，发现了社会经济基础。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又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区分出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此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四十年，终于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而为分析和揭示奠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运行规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用资产阶级永恒的、超越社会历史的、所谓经济人分析范式，牵强附会地解释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阶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关系。因此，这是一个极少有科学价值的右翼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www.daowen.com)

必须强调指出，尽管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极力掩饰自己的经济学的阶级属性，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事实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这一点像凯恩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头面人物都不回避。^[3]因此，我们也完全不必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些名词之间大做文章。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即使它仍然可以称为政治经济学，但是它的科学性也仍然是极少的。因此，它只能是我们吸收借鉴的对象，而不能成为我们以学习和运用为主的政治经济学说。

我们说习近平同志号召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绝不是号召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基础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学好用好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我们说习近平同志也绝不是要我们重新回到改革开放以前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那种封闭状态。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辩护工具，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讲话的错误理论。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就它作为一个学说体系整体而言是我们必须否定的。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当然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理论阐述中也包含有某种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共性规律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供我们参考借鉴。因此，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其科学成分和可供我们吸收借鉴之处。即使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部分有一定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吸收借鉴的部分，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在纯粹形态下存在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吸收借鉴也必须建立在对它的分析批判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