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不良影响一直难以肃清。在一些人看来，党中央一方面确定了“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有矛盾的。他们不解的问题是，究竟是经济建设工作，还是意识形态工作，哪一个是第一位的？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我们确认经济建设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承认，意识形态工作是第二位的工作，反之则反是。实际上，这一部分同志是认同“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相反，他们或明或暗地否定“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他们看来，经济工作是硬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软任务。只要经济建设搞上去了，意识形态工作自然也就做好了。在这些人看来，意识形态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几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即使有点小的麻烦，也坏不了大“年成儿”。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意识形态工作至少也要排在经济工作之后，是从属于经济工作的第二位工作。

经济工作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这是已经被我们的建设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但是，用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否定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即人为地割裂经济建设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的错误。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我们的同志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错误认识，其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把“物质决定意识”和“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唯物主义观点，做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理解。

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在谈到《资本论》的理论来源时，马克思强调《资本论》的理论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具体描述了德国经济学家生不逢时的不佳命运：在他们能够公正无私地研究经济问题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没有现实基础，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蓬勃兴起的时候，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激烈的斗争，又惊醒了德国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利益忠实代表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的资产阶级利益使他们不能不偏不倚地如实地反映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因此，“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德国经济学家只能做英法经济学家的大商行的小商贩。”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说明马克思坚持物质生产方式是第一性的，而作为对物质生产方式进行反映的政治经济学意识是第二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经济学意识。

但是，当马克思转而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马克思将生产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概括为“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马克思强调在生产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中，“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是能动的生产要素。马克思写道：“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人类在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时候，人类劳动过程的结果已经事先观念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了。仍以房屋建造的例子来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马克思首先承认房屋建筑图纸，是人类对于客观物质认识的产物。在这个认识过程中，客观物质（即房屋）是第一性的，人类的认识（即房屋图纸）是第二性的。在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的大前提之下，马克思强调人们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建筑图纸建造房屋的事实，证明了人类的主观意识对于物质生产过程的能动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房屋和房屋的建设图纸，从何者为世界的本源的角度来看，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是第二性的。但是，从房屋的生产过程来看，房屋的图纸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外在于生产过程的东西。相反，它是人类建造房屋的劳动过程的基本生产要素，是能动的生产要素，因而表现为第一性的要素。从人类建造房屋的实际例子来看，房屋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物质的存在方式和精神的存在方式。房屋图纸作为人类认识过程的结果，它是客观物质的反映，因而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人类建造房屋的生产过程中，它却构成房屋生产的能动生产要素，表现为第一位的生产要素。(www.daowen.com)

把这个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物质形态和它的意识形态这样二重化的存在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形态和它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物质存在来看它是一种全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由物质的生产力和物质的生产关系以及它们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存在的反映，因而也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道德和法律等理论。政治经济学是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其他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认识来源角度讲，它不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反映，是第二位的东西。但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形态的建设过程来看，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少的重要“生产要素”。一个劣质的房屋设计图纸，不能引导人们建造出一栋好的房屋。当然，虽然有一个好的设计图纸，但是在施工过程中人们如果总是怀疑图纸，并且经常违背图纸进行施工建造，那么，这样的建设工程也是建造不出一栋好的房屋来的。就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而言，没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虽然已经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在实践中却总是被我们所怀疑和歪曲，那么，我们还是不能成功地建成社会主义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与杜林、蒲鲁东、巴古宁、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原因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同形形色色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肆意歪曲和篡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只有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在惊涛骇浪的斗争环境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才能最终到达理想的彼岸。

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工作并不是孤立于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之外的与经济建设工作无关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与经济工作紧密相连、相互统一的重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辩证地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过程之中。从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意义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建设处于首位，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工作。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建设目的、建设动力和力量保障等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是第一位的，是极端重要的工作。对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松弛。只有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新突破，才能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取得新进展和新成就。因此，习近平同志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论述，是对以往我们所坚持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基本命题的补充和发展。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