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时期中国改革，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问题。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他们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的集中体现，就是对商品生产及其对社会主义的异化作用的分析。马克思从简单商品经济的商品分析引出了《资本论》的全部理论逻辑。列宁在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明确地表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21]。这就是小商品经济按照其内在发展逻辑必然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不懂得这其中的道理，曾经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并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的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22]对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纷纷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各种各样的分析结果。例如，国内有重要影响的是李慎明同志对苏联东欧国家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的分析，他认为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在《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中把苏联资本主义复辟也归因于精英集团主张资本主义。政治上的原因肯定是重要的，也是不能忽视和否定的。然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政治的上层建筑方面的条件变化，还必须由经济基础的变化作为其前提。精英集团之所以主张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变成现实，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工人阶级政党中出现了叛徒，政党内部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并予以清除？工人阶级政党中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很多叛徒并且能形成一个联系密切的叛徒集团？为什么在这些国家的一定历史时期内这种叛徒集团会接二连三地层出不穷？其实，这些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条件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具备的。换言之，在这些政治条件背后一定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经济条件。我们认为，如果只注意资本主义复辟政治上的原因，并仅仅从解决政治上的问题着手进行应对，那必然不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还会由于忽略了主要矛盾而贻误了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重蹈苏联东欧国家旧辙的战略时机。因此，本文以下我们就试图对这种经济上的原因进行一个理论探讨。

不可否认，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者之间的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还必须通过商品和货币关系来实现。可是，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会由于交换关系的介入而发生辩证的转化或异化。在遵循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的情况下，商品生产者之间还是要产生利益关系上的变化。首先，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小商品生产者会出现两极分化。其次，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通过部门内部竞争而形成市场价值。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在生产条件较差企业进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其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不能全部得到实现；相反，在生产条件较好企业进行生产的商品生产者，其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却实现为一个较多的量。换言之，有一部分劳动时间从劳动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那里转移到劳动条件较好的商品生产者那里^[23]。再次，在资本主义部门之间的竞争展开以后，由于利润平均化，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等量资本投入在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中等构成的生产部门和投入到高于中等构成的生产部门，它们使用的劳动量各不相同，但却按相同的生产价格出售其产品。从价值关系来看，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中等构成的部门中，商品生产者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资本有机构成高于中等构成的生产部门。^[24]在国际商品交换领域，商品按国际价值、国际市场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交换，都会产生贸易利益的重新分配。马克思说：“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不仅单个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25]有人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读不出来马克思有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和国际价值转形理论来。事实上，在这里马克思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在国际商品交换中有价值转形规律起作用。这里马克思所谓的“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的情况下，“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利润”所说的不正是某一国没有创造那么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中按照一个不同于价值的“尺度”作为交换的基础，这个国家就可以取得比他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量更多的价值量吗？这个“尺度”不就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吗？再具体一点说，马克思这里所谓“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说的就是在国际商品交换中商品按照价值转形以后的国际市场价值或国际生产价格出售。读不出马克思有国际市场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就不能明白国际市场上商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进行交换怎么能够产生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者还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26]可见，只要搞市场经济，只要有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就不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恩格斯曾经下结论：“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27]

到这里很可能会有人站出来，批评这种把市场经济解释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观点。然而，只要我们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分析的有关理论，这种批评意见是很容易被驳倒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其开篇第一章标题便是“商品”。试问：如果商品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什么选择“商品”作为其逻辑起点？如果商品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联系，那么，马克思《资本论》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向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关系推演的逻辑过程一定存在致命的错误。然而，在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还没有一位能够令人信服地指出马克思的逻辑错误。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经济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证明了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真理性。事实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既没有选择从定义“资本主义”作为逻辑起点，也没有选择从定义价值（以便进一步推演剩余价值）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各个范畴的分析。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坚决反对从概念出发的形而上学的做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彼·法尔曼误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且进一步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针对彼·法尔曼的这一误解，恩格斯批评道：“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绝不可能理解的。”^[28]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则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29]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方法上高度一致，他们强调：首先，《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简单商品。其次，商品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讲到这部著作的难点时，强调最难懂的是“分析商品的部分”^[30]。而且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在商品分析中，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两千多年来人类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曾经分析了价值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价值和价值量，但是并没有对价值形式本身提出问题。他们甚至从来没有追问：劳动为什么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表示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问世之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要到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中去做深入的分析。对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进行分析往往被经济学家忽略，甚至被讥笑为斤斤于一些琐事。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分析意义十分重大，马克思用“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来形容对于商品形式分析的重要意义^[31]。事实上，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二两节中，在继承古典经济学优秀成就的基础上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创新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中，马克思第一次从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角度阐述了价值形式的发展，揭示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货币产生以后，商品生产的社会劳动产品就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即商品和货币。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中，马克思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极其秘密”的标题总结自己对商品的分析。这一内容揭示了商品生产的历史性，指出“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32]。马克思试图要揭开商品拜物教的秘密，然而，由于人们长期受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影响，没有领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要领。简单地说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指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被反映成商品与商品之间，或者说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就是指“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33]。由于这种物的外观，使人们产生各种颠倒的认识和思想。商品拜物教和其他宗教范畴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商品拜物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是没有客观认识基础的。这个客观认识基础就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马克思提到，虽然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规律被发现出来，但是这一发现也不能消除这种这种物控制人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34]对商品生产者来说，他所生产的商品究竟能不能全部卖掉，或者按什么价格和比例卖掉，要取决于市场竞争状况。也就是说在市场上，价值规律制约商品生产者的行为，就像人在房屋倒塌时不能改变重力加速度规律，而只能选择或者是积极防范和躲避，或者是被动地等待挨砸。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生产社会，物质产品之间的关系支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简单的表现。后来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关系进一步发展，表现为资本拜物教及其各种具体形式。例如在生产和交换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就是起源于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商品生产的盲目性。例如在分配领域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宣扬的“三位一体公式”的生产和分配论就是资本拜物教意识。在生活领域，人们在观念上对黄金的崇拜是商品拜物教发展为货币拜物教的表现。^[35]马克思认为，首先，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其次，商品的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最后，商品的神秘性质来源于劳动产品采取的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天然的社会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6]由于这种简单商品形式中人的关系被颠倒为物的关系，所以才有后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更为极端的颠倒形式。

商品经济社会的种种拜物教性质，都来源于商品交换的最简单的形式，即一只绵羊交换两把石斧的形式。这种交换形式的普遍化和进一步发展，简单商品经济就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以后的后续篇章中，马克思则进一步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细胞形式出发，逻辑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部经济范畴和全部关系。这个过程完全是像生物界的生物进化一样，表现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体系的成长过程。可见，商品并不简单。以往我们都只限于重复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个定义，而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的更深刻的分析。对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早就进行过严肃批评。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明确指出：“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37]然而，我们却没有从毛泽东同志对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中受到教育。事实上，我们按照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的定义，很容易就把商品理解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因而忽略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所揭示的，“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性论，便是这一肤浅认识的具体表现。事实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如果不加入别的“基因”进行干扰，它的必然逻辑就是走向资本主义经济。这样，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就不得不再前进一步。既然市场经济不是中性的范畴，那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就不能解释为是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天作之合。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简单地在社会主义经济之上加上市场经济的经济运行方式。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都在试图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实现内在的有机结合。然而，按照上述的理论观点，这些经济学家的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的。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真谛就在于，它揭示出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定的历史的生产形式。这样作为商品生产的发展形式，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自然也只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历史的生产形式。因此，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生产形式。(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恐怕是更加实事求是的。利用市场经济绕不过去，但是驾驭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为我所用还是可能的。一方面，我们要防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美化成一片阳光灿烂：我们既可以享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自由、平等，同时又可以享受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防止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描绘得一片黑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必然被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关系所吞没。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利用市场经济不行，利用市场经济而不坚持社会主义也不行。这样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既要利用市场经济，又要注意克服由商品和货币关系所产生的异化问题。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理解为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经济，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那么，市场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对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往我们更看重市场的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计划的作用。20世纪20—40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及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们纷纷轻率地否定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以及相应的各种社会主义改革模式。由于市场社会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国家以市场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改革，纷纷于20世纪80—90年代遭受失败。前面我们讲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恰恰相反，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和他们所领导的改革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我们一定要科学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事实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归根到底都是这些国家没有认清市场经济的性质，盲目在经济领域推行或快或慢的市场化造成的。

从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认识来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还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因此，我们说，邓小平同志并没有彻底否定计划经济。可是后来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彻底否定了计划经济。尽管如此，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也还在延续搞中短期的“五年规划”，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在执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在经济运行上具有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其原因除了我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占主体地位以外，再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我们仍然坚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因此，总结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经验教训，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必须重新肯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说，即使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特征。可见，用“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改革是有问题的。前面我们讲到，虽然我们要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但是我们也必须不断地根据基本矛盾的现实状况，不断地调整改革内容。把改革内容片面地归结为市场化或私有化，是新时期改革中所出现的思想偏差。如果说改革存在一个改革目标的话，那么这个改革目标只能概括为：即达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